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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2018年课题成果4

时间:2019-11-12    点击: 次    来源: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    作者: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 - 小 + 大

汉魏时期襄阳文化变迁研究

靳进


[摘要]汉魏时期是襄阳文化重构和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襄阳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吸引了汉朝宗室舂陵侯刘仁举族北迁至此定居,光武帝刘秀据此而建立东汉王朝,他的一系列政策又促进了襄阳经济文化的发展,襄阳因此而兴,到汉末刘表时期达到一个辉煌的顶峰。三国时期战争频繁,襄阳成为南北相争的战略据点,改变了襄阳文化发展的方向,赋予了新的内容,丰富了襄阳文化的内涵。汉魏时期是今天襄阳文化的重要奠基时期,襄阳文化的基本特征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关键词]襄阳汉魏时期文化特征变迁



襄阳北至南阳,西出武关,南达江陵,东行云梦以达江浙,是控扼天下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襄宜平原土地肥美,具备良好的农业发展条件,是先秦楚文化的重要核心区域,鄢郢(今襄阳宜城)曾作为楚国都城,襄阳东津和北津是楚国北进和东出的重要码头和基地。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伐楚,在进攻鄢郢的战役中,白起从西山引夷水(今蛮河)水淹鄢郢,据《水经注》记载,仅死亡人数就达数十万,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损失,使襄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至汉代,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儒家思想文化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开始了对地方思想文化体系的重塑。在汉代,襄阳汉江以北地区属南阳郡管辖,随着南阳儒学的兴起和东汉王朝的建立,襄阳地方思想文化体系得以重建,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和发展。汉末,北方大乱,大量士人和流民移居荆州,加上刘表治理荆州的绩效,使襄阳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得到极大发展,在文化上更俨然是全国学术文化中心,在此形成的荆州学派影响深远。至曹操南下攻占襄阳,以及江东孙吴的崛起,襄阳成为南北政权对峙的重要军事重镇,失去了发展文化的环境。频繁的军事冲突,使代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世文化成为襄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西汉时期襄阳文化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的发展,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王符曰:“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景君明经年不出户庭,得锐精其学而显昭其业者,家富也。”前人也认识到了经济水平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汉朝建立以后,长期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地方官吏注意土地的开垦和人口的增殖,襄阳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逐渐发展起来。据《汉书·循吏传》载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时,教化百姓,兴修水利,躬劝耕农,使南阳郡富足:

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今天襄阳汉江以北地区大部分属于当时的南阳郡,可知召信臣治理南阳,使包括襄阳北部地区在内的南阳郡在经济和文化上得到巨大的改变。

同时,汉江以南的襄阳地区在汉代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水经注》载:

夷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堨去城一百许里,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陂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后人因其渠流,以结陂田。城西陂谓之新陂,覆地数十顷。西北又为土门陂,从平路渠以北,木兰桥以南,西极土门山,东跨大道,水流周通。……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诸田。余水又下入木里沟,木里沟是汉南郡太守王宠所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顷。白起渠溉三千顷,膏良肥美,更为沃壤也。

据此记载,襄宜平原水源丰沛,土壤肥沃,利用白起水淹鄢郢时开凿的水渠,开垦陂田,促使农业得到快速发展。而地方郡守在这个过程中积极作为,在促进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上文所引的南郡太守王宠。可以推测,汉代襄阳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已开始呈现繁荣的局面,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思想、文化和教育逐渐为儒学所垄断,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以教授儒学为目的的中央太学和地方郡学,创建了新型的官学教育体系,研习儒学成为知识精英为官治学的根本。如皮锡瑞所言:“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义,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西汉晚期的元帝和成帝时期,儒家思想文化体系已在全国各地占据主流地位,南阳儒学也逐渐兴盛起来。京师长安是儒学名家云集之地,为访求名师,四方学子纷纷奔赴长安求学,南阳也有许多学子游学长安,在两汉交替之际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经学研习群体,如:

(刘秀)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

    (朱岑)初,光武与晖父俱学长安,有旧故。(《后汉书·朱晖传》)

    (刘嘉)与刘伯升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后汉书·刘嘉传》)

    (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后汉书·邓禹传》)

    (朱祐)初学长安。(《后汉书·朱祐传》)

    (刘隆)学于长安。(《后汉书·刘隆传》)

    (卓茂)元帝时学于长安,率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后汉书·卓茂传》)

    (阴识)游学长安。(《后汉书·阴识传》)

    (郭丹)后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既至京师,常为都讲,诸儒咸敬重之。(《后汉书·郭丹传》)

(张堪)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后汉书·张堪传》)

可以看出,西汉末年,南阳士子往长安求学已蔚然成风,还出现了郭丹和张堪这样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人才,为东汉时期南阳儒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代南阳和襄阳密不可分,南阳儒学的发展必然推进到了襄阳地区。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西汉晚期舂陵侯刘仁从南方举家迁至南阳蔡阳白水乡(今襄阳枣阳),影响也最深远。据《后汉书》记载:“(舂陵侯)仁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钜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刘氏宗室本身文化素养较高,又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刘秀、刘縯、刘嘉等人都曾游学长安,刘秀还专门学习《尚书》。舂陵侯全家北迁枣阳奠定了东汉时期南阳和襄阳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东汉时期襄阳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东汉时期的襄阳拥有帝乡的优势,环境优渥。文化上深受南阳儒学的影响,同时基层民众还保存先秦楚文化的流风余韵,孕育出《楚辞章句》这样的名著。同时,豪门贵族聚集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引领社会风尚的文化基因,如表征名士风流的习家池和隐逸弃世的鹿门山。


(一)、光武帝刘秀对襄阳文化发展的影响

两汉之际,蔡阳白水乡(今襄阳枣阳)的刘氏宗族利用襄阳及南阳地区良好的环境,发展宗族势力。刘秀在混乱局势中,趁势而起,建立东汉王朝,实现“光武中兴”。刘秀对故乡充满了深厚的情感,在称帝后,“改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丰沛,无有所豫。”提高舂陵的政治地位,减轻其经济负担,为章陵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且多次回到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祠园庙,因置酒旧宅,大会故人父老。”建武十一年,“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建武十七年,“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儿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上:‘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这一次刘秀回乡因废郭后而立南阳出生的阴后,其意义与往年不同。不难理解,处理这种国事和家事合一的大事,有回章陵告慰宗庙的意义。回到章陵,祭拜祖先,心里才会安宁,故乡才是其灵魂的最终归属,才会带着宗属一起回章陵,为东汉宗室建造祠堂。建武十九年,“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舂陵节侯以下四世于章陵。”把东汉的宗庙立在了章陵。故刘秀之后的诸帝,几乎都有回章陵祭拜的传统。张衡称赞曰:“近则考侯思故,匪居匪宁。秽长沙之无乐,历江湘而北征。曜朱光于白水,会九世而飞荣。察兹邦之神伟,启天心而寤灵。……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乱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又称其为“龙飞白水,凤翔参墟”。可见章陵在东汉时期的特殊地位,在东汉皇室心中,章陵及南阳郡的地位是神圣的。

随着东汉王朝的建立,跟随刘秀起兵征战的南阳宗室、外戚、功臣聚集于此,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世代相袭,成为地方上的大族巨姓。而刘秀不愿功臣参与政事,只想以高爵厚䘵养之。因此这些家族都寄托于学术,既免除了皇帝的猜忌,又掌握于儒家学术,获得了另外一种进入仕途的方式,延续家族发展的后劲,保证了家族的长期繁荣。《后汉书·邓禹传》:“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郞、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南阳邓氏家族之显赫可见一般。其他如李通,封固始侯,传至五代;岑彭,谥壮侯,传至六代;贾复,封胶东侯,三子封侯,传国至汉终;吴汉,封广平侯,家族封侯者五国;刘崇,封安众侯,世代相传。马武、卓茂、任光、马成、朱祐、陈俊等皆封侯,子孙世袭爵位。东汉外戚中阴氏、邓氏、何氏也来自南阳,也拥有庞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南阳郡(包括今天襄阳汉江以北地区)的商人、儒生、小吏、地方豪强随刘秀起兵,攀龙附凤,终至平步青云,成为地方大姓冠族,进而占据文化教育上的优势地位,促进了南阳学术的发展,造就了世代累积的诗书之家。南阳豪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保证了其家族子弟安心从师受教,为专心学术研究提供了发良好的环境。而南阳郡众多贵族勋臣的存在,大大提升了南阳郡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在全国的学术地位。


(二) 、南阳儒学的发展

在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教育环境下,培养了一些儒学造诣精深的鸿儒,使东汉时期南阳学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有:

洼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也。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稍迁,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义研深,《易》家宗之,称为大儒。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时南阳魏满,字叔牙,亦习《京氏易》,教授。

其他还有鲁阳人樊英:

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叶县人高凤:

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于西唐山中。

宛人赵康:

时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

宛人李休:

休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群纬,钩深极奥,究览圣旨。居则玩其辞,动则察其变。云物不显,必考其占,故能独见前识,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难,疑义错谬,前人所希论,后学所不览,休尽剖判,剥散幽暗,靡不昭烂。犹发愤于目所不睹,体所不闲,遂登东岳,观百王遗风,习容阙里,以协礼衷。退而讲诲,童冠仰焉,僔僔如也。

以上南阳大儒皆学有专精,或为通儒,如洼丹通《易》,而尹敏善《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以其所学教之弟子,而弟子众多,数量动则数百千人,使得南阳学术呈现繁荣的景象。

南阳学术偏重对《易》和《尚书》的研究,贾复、儒学大师洼丹都潜心研究《易》,而洼丹被为洼君通,在《易》学研究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刘秀本人游学长安,习《尚书》,而宗氏世传《欧阳尚书》,邓弘“少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诸儒归之”;南阳学术中吸纳了阴阳、道、法诸家思想及术数方技知识。李守“好星历谶记”,卓茂“习《诗》、《礼》及历算”, 樊英“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而张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并有《玄图》、《太玄经注》等著作,并把之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汉书·朱穆传》就记载朱穆借阴阳灾异学说劝谏梁冀广求贤能,斥远佞恶,梁冀被其打动;南阳士人好谶纬之学。李通听闻“刘氏复兴,李氏为辅” 之谶而追随刘秀起兵,南阳穰人蔡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后汉书·方士列传》载东汉时期这一学术风尚时说:“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恒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连光武帝刘秀这谶纬之言也深信不疑,统治者的喜好,推动了争学图谶之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南阳学士中,樊英在谶纬学方面的成就显著,“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另外,据研究,至1990年,南阳画像馆收藏的汉代画像石中,谶纬迷信类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发掘的东汉南阳汉墓中,谶纬迷信类画像砖占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反映出东汉南阳地区盛行谶纬迷信思想。

东汉时期的南阳郡管辖了今天襄阳地区的近半地域,且章陵是帝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居于核心地位,可以认为南阳郡儒学的发展也反映着儒家思想文化在襄阳的推广状况。


(三)、东汉时期的襄阳文化

在南阳儒学的影响下,东汉时期的襄阳文化中,儒家思想文化已居主导地位。在南郡宜城(今襄阳宜城)人王逸所著的《楚辞章句》中,在为《楚辞》作注解时,完全按照汉代经学家解经的体例,依经立义,以义言《骚》, 遵循《毛诗》的体例对《楚辞》进行了详细的训释,为《楚辞》寻找经学的理论依据,将其纳入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王逸用汉代儒家经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楚辞》,将另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文学作品儒学化。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汉代襄阳地区的社会精英中,思想儒学化和学术经学化已是人们非常自觉的选择。在思想学术文化上深受南阳儒学的影响,对汉末荆州学派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司马徽通《左传》《易经》,好谶纬之学,识时务,擅长人伦鉴识,崇尚道家思想;庞德公同样识时务,擅长人伦鉴识,崇尚道家思想。他们在思想学术上与南阳的紧密关系可见一般,即便不是继承关系,也是深受影响。

不过,在《楚辞章句》中,王逸生于楚地,熟悉楚地的方言习俗,在为《楚辞》作章句时有许多对楚地方言的解释,如:

《离骚》:“朝寨砒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章句:“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九歌·云中君》:“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章句:“灵,巫也。楚人名巫为灵子。”

《九章·惜诵》:“行不群以巅越兮,又众兆之所哈。”章句:“哈,笑也。楚人谓相惆笑曰哈。”

《招魂》:“露鸡腥端,厉而不爽些。”章句:“爽,败也。楚人名羹败曰爽。”

“王逸从当代楚方言出发对《楚辞》中的楚语所作的研究,不仅对《楚辞》时代的楚语,而且对东汉时代的楚方言都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楚辞章句》是研究楚方言的珍贵资料,也是后人能准确理解《楚辞》的重要基础,可推测在基层民众中,先秦楚文化的流风余韵并没有消失,在风俗习惯、信仰、语言等方面都还有相当大程度的保存。

在整个东汉时期,襄阳地区因是帝乡,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特殊的地位,加上西汉以来长期的积淀,所以发展迅速,改变了秦国攻占楚地以后形成的沉寂局面。至东汉后期在襄阳至宜城之间的汉江岸边形成了豪族聚集的“冠盖里”盛景。《水经注》载:

    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诸田。余水又下入木里沟,木里沟是汉南郡太守王宠所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顷。白起渠溉三千顷,膏良肥美,更为沃壤也。县有太山,山下有庙,汉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乡长数十人,朱轩华盖,同会于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雅叹其盛,号为冠盖里,而刻石铭之。

据《襄阳耆旧记》:

    汉末,尝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两侍中、〔一黄门侍郎、三尚书、六刺史〕,朱轩高盖会山下,因名冠盖山,里曰冠盖里。

据黄惠贤考证,冠盖里盛况出现的时间在汉灵帝末。尽管有东汉时期襄阳地方豪族势力经济膨胀,通过买卖捐官获得官阶爵享,满足其政治欲望的嫌疑。但不可否认,汉末襄阳经济繁荣、文化初兴,开始成为士族、名士聚集之地。本地豪族崛起,包括蔡氏、蒯氏、庞氏、马氏、习氏、罗氏、向氏等家族在荆州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着荆州甚至全国政治局势的发展,这是汉魏之际襄阳兴起的重要基础。同时也给其后裔提供了激励磨炼的机会,进而在政治上施展个人抱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最终这些豪族子弟追随刘备入川,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和三国鼎立局势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襄阳文化史上的两个丰碑——习家池和鹿门山

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在刘秀各种政策的推动下,襄阳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豪族形成,学术长足进步,为汉末襄阳文化的辉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汉是襄阳文化发展的奠基时期,优渥和平及豪门贵族聚集的社会环境创造了襄阳文化中的一些基因,如风尚和隐逸,其中最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习家池和鹿门山,是那个年代留给今天的珍贵文化遗产,他们都与东汉光武帝时期的习郁相关。

襄阳豪族习氏显于习融,为两汉之际时人,《襄阳耆旧记》载其“有德行,不仕”。叶植教授认为习融之所以高尚不仕,不一定是其真实的个人主观意愿。首先,习融生不逢时,正处于西汉末至东汉初年的战乱年代,想出仕未必能仕,未必敢出仕。其次,从习融之子习郁随光武帝刘秀起兵、建功立业、官拜侍中等职来看,习融不仕一说恐难成立。但是汉魏时期以德行、人格和个性为标志的名士风范在襄阳习氏身上已露出邹形。

襄阳习氏在襄阳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是习郁。习郁,字文通,东汉初期时人,与光武帝刘秀关系密切。《襄阳耆旧记·山川》卷3,“鹿门山”条:“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犂邱,与武帝通梦,见苏岭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鹿门山为苏岭山。”习郁活跃于东汉初期的政治舞台上,其担任的官职有黄门侍郎、侍中、大鸿胪三说,皆为皇帝亲近之官职,按《襄阳耆旧记》记载,习郁以刘秀同乡的身份得以信任,侍从皇帝,与刘秀关系非常密切。先担任官秩只有六百石的黄门侍郎,后来升职为侍从皇帝左右的侍中,秩比两千石,接着升任大鸿胪卿,秩为中两千石。光武帝出巡黎邱时为侍中随侍在侧,也是习郁得以显名的一个契机。

王莽时期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局势中,南郡人秦丰起兵先后占有襄阳一带十二个县,成为地方一个强大的割据势力,也是刘秀统一进程中的重要打击对象。《后汉书·岑彭传》称:

是时南方尤乱,南郡人秦丰据黎丘自称楚黎王,略十有二县。……令彭率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邮,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帝怪以让彭,彭惧,于是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旦西击山都,乃缓所获虏,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从川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与诸将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彭,彭豫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追斩蔡宏。更封彭为舞阴侯。

秦丰相赵京举宜城降,拜为成汉将军,与彭共围丰于黎丘。……帝幸黎丘劳军,封彭吏士有功者百余人,彭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丰余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尽,帝以丰转弱,令朱佑代彭守之。

《后汉书·朱祐传》载:

(建武)四年,率破奸将军侯进、辅威将军耿植代征南大将军岑彭围秦丰于黎丘,破其将张康于蔡阳,斩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玺书招丰,丰出恶言不肯降,车驾引还,敕祐方略,佑尽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穷困,丰乃将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轞车传丰送洛阳,斩之。

岑彭、朱祐击灭秦丰,是刘秀全国统一战争中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之封赏功臣和随侍近臣,习郁被封为襄阳侯。然习郁被封为襄阳侯有不少可疑之处,或者为襄阳县下的乡侯、亭侯的可能性较大。《水经注·沔水中》载:

沔水又东南径蔡洲……又与襄阳湖水合……(襄阳湖水)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其水下入沔。沔水西又有孝子墓,其南有蔡瑁冢,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制作甚工。……沔水又东南径邑城北,习郁襄阳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沔水又东合洞口水,……(经)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

习郁的封地或就在习家池,习郁将其宅第和墓地都放在习家池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明。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都奠定了汉魏时期习氏在襄阳的政治地位,成为重要的地方豪族。

习郁一生在襄阳做了两件影响最为深远的事。其一,在苏岭山修建了一座纪念苏岭山神的祠宇,并因此苏岭山被改名鹿门山。乾隆《襄阳府志》卷4,山川“鹿门山”条称:

鹿门山,县东南三十里,舟行为六十里,旧名苏岭山。汉建武四年,帝幸黎丘,与侍中习郁俱梦见苏岭山神,帝因命郁立祠于山上。郁刻二鹿夹道口,竦峙如门,因名鹿门山。上有清泉茂林,映带左右。汉庞德公隐居山中,唐孟浩然、皮日休先后皆隐于是,有鹿门寺。……苏岭山在鹿门山北,仍名苏岭山,后汉朱祐擒秦丰于苏岭山,即此。

鹿门山正是因为先有这座声名显赫的神祠的建立,才有后来的汉末庞德公、唐孟浩然、庞蕴、皮日休在鹿门山的隐居,使之成为闻名古今的隐居圣地,常常还是隐居的精神象征和隐逸文化的代名词,晋以后成为佛教丛林,登临吟咏者不绝,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隐山、佛山与诗山,当代的著名风景名胜旅游区。习郁始建的苏岭山祠无疑是其文化源头,是鹿门山最早的纪念性建筑,也是中国文献记载中较早的祠宇建筑。

其二、仿越国大夫范蠡养鱼法修建了休闲式的私家园林习家池。

《襄阳耆旧记》“习家鱼池”条载:“襄阳岘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习家鱼池。汉侍中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中筑一钓台。郁将亡,敕其儿焕曰:‘我葬必近鱼池’焕为起冢池之北,去池四十步。”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三户人。任越国大夫,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功成身退,遁隐于定陶,从事商业贸易致富,称陶朱公。范蠡以功成名就、激流勇退、远见卓识闻名天下,是春秋时期的风云人物。范蠡及其养鱼法的独特之处,使习郁所建之习家池蕴含深厚的文化韵味和情趣,代表着上层社会人士功成名就的志得意满,激流勇退后悠然自得的休闲生活方式。西晋时期放达任诞、潇洒豪迈的山简来到襄阳后,疯狂地喜欢上习家池,每日在此饮至天黑,又使之成为放达高雅的酒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习家池与名士风范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代表着一种风尚,成为放达不羁、无心世事、落拓不群的文化象征。习家池进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私家园林,也是襄阳文化史上标志性的建筑。

习郁在襄阳做的两件事中,在苏岭山上建神祠,并因之改名为鹿门山,使之成为襄阳隐士文化的象征;在岘山建习家池,使之成为六朝时期名士风尚的一种表征,代表着放达不羁、无心事事、落拓不群的文化特征。鹿门山隐逸文化的建立,主要是由汉末刘表时期的庞德公完成的,而习家池名士风尚文化的构建,主要由习郁来完成,并由西晋时期的名士山简发扬光大。他们都是今天襄阳具有代表意义的历史文化景观。


三、汉末襄阳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及特征和影响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董卓专政推毁了东汉王朝,中原地区陷入诸侯混战之中,无暇他顾。而南方,尤其是江东地区还没有兴起足以影响政局走向的势力,襄阳控扼南北的军事重镇地位还没有凸现。刘表任荆州刺史,将荆州治所迁至襄阳,利用襄阳豪族势力平定荆州,安抚流民,发展经济文化。刘表在保持荆州和平稳定的同时,又大大提高了襄阳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地位。他吸纳流寓荆州的士人,创办学校,研究学问,重新给东汉以来的经学研究注入了生命力,形成影响甚大的荆州学派,从而在中国的学术传承中,起到了从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襄阳已俨然是全国学术中心。刘表时期的襄阳是天下大乱时期的乐土,是襄阳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是时势给予襄阳展示自身魅力的绝佳机会。


(一)、刘表治荆州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汉宗室鲁恭王之后,东汉末年儒学名士。刘表受学于东汉名臣王畅,王畅出身于高平世代豪族,其父王龚曾任司空、太尉,为人恭慎,为政温和,所辟举者皆德高望重之士,痛恨宦官专权,为时人所敬重。王畅曾求学于名儒荀淑,尊其为师,“淑有高才,王畅、李膺皆以为师”,荀淑德行高尚,学问渊博,学术思想上不喜欢雕章琢句,注重实际的学识。王畅受其影响,为政注重惩治豪强,安靖地方,敬贤礼士,教化风俗,反对宦官专权,与李膺等同为党锢名士,是一位积极实践儒家社会的名儒。刘表受学于王畅,年少时学问就颇有精进。《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表受学于同郡王畅。畅为南阳太守,行过乎俭,表时年十七,进谏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畅答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且以矫俗也。’”刘表十七岁即能“孔圣之明训”进谏王畅,其经学上必已有相当高的造诣。刘表出身宗室,加上王畅弟子的经学名士身份,跻身于一流名士之列,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刘表与张俭、岑晊、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被称为“八及”,与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绪恭、刘祗、田林被誉为山阳郡“八顾”,“”和“顾”都是当时天下名士相互标榜的称号者,“及”言其能导人追宗,“顾”言能以德行引人,即才学或德行足为世人楷模,这些都赋予刘表身上浓郁的儒生气质,如贾诩所言:“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决定了刘表非乱世之枭雄,而保境安民,施行教化,积极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是其为政的主要方向。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三月,长沙太守孙坚袭杀荆州刺史王睿,诏书以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初平三年十月为荆州牧)。刘表初上任时的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刘表单枪匹马赴荆州上任,借助襄阳地方豪强蒯越、蔡帽等的势力,在襄阳建立稳固的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平定荆州内乱,遂“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之后刘表的政治理念在荆州得以施行,他保境安民,发展经济,使荆州在军阀混战不堪的形势下,保持了和平安定,繁荣富庶。良好的和平环境和经济条件吸引了大量人口前来,仅关中一地“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北方的士人也纷纷也来到荆州寄寓,《后汉书·刘表传》云“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以千数”,刘表对这些人都安慰赈赡,一时之间荆州学者云集,俨然一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在此基础上,刘表兴办学校,推行文治,实施教化,以图达到儒家政治稳定,风俗淳美,文教粲然的政治理想。


(二)、荆州官学

刘表治理荆州,经过五六年的发展之后,在襄阳兴办官学,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逝世,前后十几年,成绩斐然,流寓荆州的王粲所撰之《荆州文学记官志》记述了荆州官学的发展历程。据《记官志》所载,荆州官学创办历程如下:

1、建立学校,设立学官,任命五业从事宋衷为专门管理学校事务的文学。

2、以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四方饱学之士来官学讲学。“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阖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包括宋衷、司马徽在内的众多名儒在官学授业,增强官学的师资力量,称“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

3、让荆州境内之官吏子弟入官学学习,包括童幼和武职官吏,形成全境内良好的学习氛围, “笃志好学,吏子弟、受䘵之徒,盖以千计”“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荆州官学学生中,包括荆州官吏和士人,加上外来之学士,规模相当可观,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被认为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4、搜集书籍,编定章句。刘表组织博求典籍,外来之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而至,“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在此基础上,命宋衷、綦毋闿等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刘镇南碑》称“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划浮辞,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书籍汇集,撰定规范的《五经章句》,对于士人的学术交流、学生的学习提供极大的便利。删划浮辞,使经文回归原义,《记官志》言,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书》实纪言,而诂训庄昧;《诗》主言志,诂训周书;《礼》以立体据事,章条纤曲,执而后显;《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则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集中今古文的不同主张,以古文经的学术思想来统领五经,对诸子百家思想兼容并蓄,是荆州学术的一大特点,也是荆州学派活力之所在。

刘表兴办官学的目的在于实践儒家的社会教化,构建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上知所以临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听无悖,然后太阶平焉。夫文学也者,人伦之守,大教之本也”。荆州官学的兴盛,使这一目的取得了巨大成就,“诞启洪轨,敦崇圣绪。典坟既章,礼乐咸举。济济搢绅,盛兹阶宇。祁祁髦俊,亦集爰处。和化音畅,休徵时叙。品物宣育,百谷繁芜。勋格皇穹,声被四宇”。

荆州官学的兴盛,使得学士云集,图书丰富,社会生活安定,因此同时也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如颍容授徒千余人,诸葛亮与徐庶等人游学。官学以经学为主,私学的学习范围则不受限制,包括刑法、六略、百氏等,人才培养更加全面和实用,《记官志》称赞“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备矣”。荆州官学和私学相辅相成,给荆州学术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形成影响深远的荆州学派,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经世致用的人才。


(三)、荆州学派

荆州学术没有太学的经学强制和利禄诱惑,加之处在乱世,士人流动自由,学术取向各异,由此形成的学术氛围自由宽松。作为流行已久的学术主流,经学也是荆州学派诸人共同的学术背景。学风上呈现多元化,如一同游学的青年学人徐庶等人“务于精熟”,而诸葛亮“独观其大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其一,经师型(或学术型)。专心经学,开门授徒。如颍容、隗禧等。

其二,事功型(或俊杰型)。司马徽说“识时务在在乎俊杰”,王粲说“士之避难荆州者,皆海内俊杰”,就是指此类型,王说“皆”字略嫌夸张。不过,见诸记载的荆州学派人物,确以这一类型最多,如刘廙,王粲,诸葛亮,庞统,潘濬等等,他们学问驳杂,注重经世致用,经学之外,史学和子学尤其突出。这一类型所以在荆州尤多,除了本书开篇所述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外,还有一个原因,荆州尤其是襄阳本来就是南北要冲,选择荆州避难者本意就在待时而动,以图建功立业。

其三,隐逸型。无意事功,隐居避世,却洞察时事,如庞德公,司马徽。

在学术上,宋衷代表的荆州学术对魏晋之际的学术影响最大。宋衷,南阳章陵人,刘表任命他为荆州五业从事和文学,主管荆州学术和官学事务,是汉末荆州地区的大儒,《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论·二》称:“后世大儒张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为注解。”同书《广汉士女·五》:“王商字文表,广汉人也,博学多闻。……荆州牧刘表、大儒南阳宋仲子远慕其名,皆与交好。”可知刘表时宋衷已是著名的儒学大师,据《三国志》之《尹默传》《李譔传》及《潘濬传》载,从梓潼远来的尹默、李仁及武陵人潘濬都是宋衷的学生,另魏晋时期玄学的开创者之一的王肃也曾从宋衷读《太玄》。宋衷交游广阔,眼光高远,是以能在荆州官学开办后,能吸纳大批远方的人才,促进荆州学术的兴起,《荆州文学记官志》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阖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馀人”。宋衷既是荆州官学的首脑人物,也是荆州学派能兴起和形成的关键人物。后在曹操南征荆州时,随刘琮投降曹操,建安二十四年其子参与魏讽谋反案,宋衷受牵连伏诛。

宋衷作为荆州大儒,著述甚丰,除与綦毋闿合编《五经章句后定》外,还著有《周易注》、《世本注》、《太玄注》、《法言注》,另外宋衷之学生尹默尤精通《左传》,《晋书·律历志下》载“汉末,宋仲子集七历以考《春秋》,案其夏、周二历术数,皆与艺文志所记不同,故更名为真夏、真周历也”,宋衷可能也为《春秋左传》作过注解。从其著述中可知,宋衷之学问,通五经,然尤精于《周易》以及源于易学的《太玄》,所著之《周易注》和《太玄注》,在文本、训诂、象数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易学是魏晋玄学重要的理论和思想来源,王肃在宋衷《周易注》的基础上,重新注解,作创造性的发挥,开启了魏晋玄学之路。尽管受两汉经学的影响,宋衷的思想创造性不足,但仍可以认为宋衷之学是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

在荆州学术及襄阳文化史较重要的主要人物还有司马徽、庞德公等:

1、司马徽

司马徽,字德操,颍川人,大约初平年间寓居襄阳。在荆州期间,与襄阳名士庞德公交好,教授学生,是荆州官学中重要的经师,据《三国志》之《庞统传》注引《襄阳记》、《向朗传》、《尹默传》、《李譔传》、《刘廙传》,襄阳庞统和向朗、梓潼尹默和李仁、南阳刘廙皆是其学生。《先主传》注引《襄阳记》,司马徽赏识诸葛亮、庞统,向刘备推荐了二人。在学术上,司马徽通古文经学,尤其擅长《春秋左传》,《三国志·尹默传》载:“从司马德操、宋衷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又通谶纬学,《三国志·孙晧传》注引《江表传》:“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在思想上,主张洞明世事,通达时务。《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载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庞统二人时,言“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说明他对不识时务,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儒生不屑一顾;为人方面,融入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三国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德操尝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明显表现出了追求放达不羁,不拘形迹的道家风骨;司马徽还精于人物品鉴,有识人之明,其人伦之学受到推崇,庞德公品题他为“水镜”,从其对诸葛亮、庞统的推崇品鉴来看,“水镜”之称名副其实。

2、庞德公

庞德公,襄阳人,居住在汉江之中的鱼梁洲上,躬耕隐居,德行高远,与北方名士司马徽过从密切,身边聚集了诸葛亮、庞统、徐庶等襄阳听青年才俊,形成一个以庞德公、司马徽为核心,谈论时局,吕评人物,有抱负、有政见的群体,而庞德公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庞德公之学术思想,与司马徽一样不屑于那些不通时务的儒生俗士,重识时务,能经世致用,围绕在他身边的诸葛亮、庞统、徐庶等人皆学问博杂,除了经学之外,也通兵家、法家及谋略之类的百家之学。

庞德公也擅长品鉴人物,品题司马徽为“水镜”,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三国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统,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庞德公独具慧眼发现庞统,学问和见识必有过人之处,也因此才能成为襄阳名士的领袖。

在人格修养上,庞德公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追求隐居避世,淡泊名利的生活,其影响更加深远。《后汉书·逸民传》载:

荆州刺史列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庞德公隐居山林,追求思想自由,不为功名所累的生活境界,成为一种精神遗风,也是后世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庞德公生活过的襄阳鱼梁洲、鹿门山、洄湖等地成了他们精神世界里的圣地。如:

李白诗《寄弄月溪吴山人》:“尝闻庞徳公,家住洄湖水。终身栖鹿门,不入襄阳市。”

杜甫诗《冬日有怀李白》:“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遣兴》:“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

孟浩然诗《鹿门山怀古》:“渐到鹿门山,山明翠微浅。……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

在唐代学人眼里,庞德公、鹿门山、洄湖已成了一种表征隐逸、思想自由、远离红尘俗世的文化符号,寄托着他们的思想情怀。


(四)、荆州官学的影响

荆州官学聚集了大量的人才,王粲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这些人才日后分流到魏、蜀、吴三国,在政治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蜀国的建立,与荆州官学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蜀汉立国的基础。

首先,刘备继承了荆州官学创建者刘表的主要政治遗产。刘备早年在北方奔波忙碌,却一事无成,只能寄人篱下以求生存。曹操打败袁绍后,刘备在北方无立足之处,只能南投刘表。刘表善待刘备,使其逐渐聚集起属于自己的核心力量,“先主遣麋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表去逝,其子刘琮降曹,刘备扛起了抗曹的大旗,过襄阳辞别刘表墓后,不甘于降曹的荆州士人纷纷归附刘备,把其当作刘表事业的继承者,“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这些力量成了刘备抗曹及以后入川建立蜀汉的依靠。同时,借助继承刘表政治遗产的优势,理直气壮地占据荆州之一部作为根据地,北抗曹操,东拒孙权,伺机入川并刘璋,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基础。

其次,刘备招纳了荆州官学的杰出学生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或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随叔父诸葛玄入荆州依附刘表。诸葛亮十五岁或十六岁来荆州,居住在襄阳隆中,在襄阳的学业堂学习,与徐庶、孟公威等北来士人一起游学,增长见识和阅历。诸葛亮在教育上受家学渊源和荆州学术的双重影响,经世致用、儒法并用是其思想学术的主要构成,读书不咬文嚼字、“独观其大略”是其学风的体现。诸葛亮所学囊括了经学、史学、人伦鉴识以及道家、兵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学,既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又是一位才具非凡、经世致用型的人才,晋人傅玄称赞曰:“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三国志·诸葛亮传》言诸葛亮为人“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乐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诸葛亮想一身而兼二任,揭示出诸葛亮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意识到身处乱世,非文、武兼资不能平天下。同时,他内心里也渴望着遇到如齐桓公、燕昭王之类的知遇之主,能尽其所能,展其所长,实现其富民强国,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刘备有枭雄之姿,但早期在北方始终寄人篱下,一无所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身边缺乏高明的谋士,无政治管理人才和杰出的谋略家。投靠刘表后,荆州丰富的人才储备为其弥补缺憾提供了可能。经过司马徽和徐庶等人的推荐,刘备知晓了诸葛亮,尔后三顾茅庐邀其出山相助,被诚意打动的诸葛亮应允了刘备的请求。诸葛亮出山后,在蜀汉建立过程中,至少起到了以下重要作用:

1、出山之始,在《隆中对》中,为刘备谋划了占荆州、并益州以三分天下,然后两路北伐以取中原的战略。虽然最后没有完全成功,但刘备按此谋划实现了占领益州以三分天下的目标。

2、制定了联吴抗曹的战略,并为此成功出使孙吴,使孙刘联军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

3、刘备入川时为之留守荆州,出征汉中时镇守成都,并提供后勤支持,足食足兵,使刘备无后顾之忧。

5、诸葛亮用法治蜀,改变刘璋时统治秩序混乱不堪的状况,构建蜀地本土人、东州人和新来的荆州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新秩序,使蜀地社会和平稳定。而且尽量弥合荆州人士与本地人士宰的关系,巩固刘备的统治。如有人告法正擅杀报复,应当被惩罚,而诸葛亮为其辩解。

以上皆是蜀汉建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哪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将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诸葛亮是其中每一个环节的关键性人物。

其他随刘备入蜀的荆州官学人才还有庞统、伊籍、向朗、杨顒、马良、马谡、霍峻、杨仪、尹默、李仁等人,在蜀汉的政治结构中,是入蜀荆州人群的代表,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庞统在学识和才华方面仅次于诸葛亮,在经学、道学、谋略、人物品鉴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思想学术上强调经世致用,崇尚事功,在刘备入川行动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庞统比诸葛亮表现得更为活跃和主动,最后死在围攻雒县的战役中,其贡献和作用都非常突出。

在荆州官学的学人才子中,除了刘表及入蜀的诸葛亮、庞统、马良、尹默等人之外,还有大量留荆及流入魏、吴的士人,此不赘述。


四、曹魏时期政治、军事地位的崛起以及文化地位的衰退

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征乌桓还,秋七月就南征,而且采取荀彧的计策:“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 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快速进攻荆州,刘表病死,刘琮被迫投降,刘备南逃,襄阳从此落入曹操之手,成为曹魏南部边境的最重要防御支撑点,死死锁住荆州北向的通道。至此齐聚襄阳的各种人才在战乱中各奔东西,大部分要么北归曹操,要么随刘备入川,辉煌的襄阳文化一朝瓦解。

赤壁之战后,襄阳的得失成为诸葛亮《隆中对》战略规划能否继续执行的关键。关羽北攻襄阳、樊城,水淹七军,但最终功败垂成,败走麦城。此后曹魏牢牢的控制住了襄阳,南部荆州为孙吴所有,解除了上游对其威胁的担心,而蜀汉退至永安以西,三国鼎立的局面就此稳定下来。《隆中对》战略计划也只实行了一半之后,就中途流产了。之后,襄阳成为曹魏和西晋与孙吴对峙军事重镇和前线指挥中枢。魏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死,孙权乘机进击魏江夏郡,另遣诸葛瑾、张霸攻击襄阳;魏青龙二年(234年),为响应诸葛亮大军伐魏,孙权率大军攻击合肥,遣陆逊、诸葛瑾进击襄阳;吴嘉禾六年(237年)、赤乌四年(241年),朱然率吴军多次进攻襄、樊等地。在这种形势下,襄阳的军事地位不断抬升,政治和文化功能弱化,逐渐变成一个军事要塞。

至羊祜镇襄阳时,才着手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他开办学校,安排军人屯田,裁减边境守军,与吴军统师陆抗增修德信,减少边境军事冲突。羊祜镇襄阳时施行的善政不仅造福于荆州百姓,还使双方力量对比逐渐有利于西晋,最终使晋朝具备了统一全国的条件。羊祜主政襄阳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了岘山、羊祜山、堕泪碑、羊杜祠等历史遗迹,也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世文化的表征,也感动了后世众多的文人骚客,如:

李白《襄阳曲》:

岘山临汉江,水渌沙如雪。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

孟浩然《春初汉中漾舟》:

羊公岘山下,神女汉皋曲。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緑。

江东孙吴崛起后,政治和军事上的南北对立,襄阳成为左右三国及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最重要军事要冲,失去了汉末刘表时期独立于各方势力之外的环境,襄阳也没有了聚集人才的条件,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成了襄阳最重要的名片。刘表时期建立的教育和学术环境从此被破坏,文化地位急剧衰落。至此之后,只要战乱四起,襄阳就成了名臣将相的表演舞台,追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社会理想才是此时襄阳文化的主题。孙吴的崛起和三国鼎立局势的形成改变了襄阳文化发展的走向,同时为襄阳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


五、小结:汉魏时期襄阳文化兴衰变化的进程和特点

首先,汉晋时期是襄阳文化重塑和发展的最重要阶段,奠定了白起水淹鄢郢之后襄阳文化发展的基础。研究汉晋时期襄阳文化的变迁,首先能更好地厘清襄阳文化发展的源流。三国文化是襄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襄阳三国文化是汉代以来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尤其是刘秀建立东汉以后襄阳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加快了这种步伐。刘表时期荆州学派形成的重要基础是南阳儒学与外来学术融合发展的结果。

其次,由于有良好的发展经济的条件,以及重要的交通地位,如果襄阳能保持安定,就能容易地聚集人口,发展经济文化。但是正因为军事和交通地位重要,襄阳在国家混乱时不容易保持安定和独立,易受外部政治和军事局势的影响。尤其是江东孙吴崛起后,形成政治军事上南北对峙局面后,襄阳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环境消失,在国家混乱时不可能保持和平稳定。曹操一入襄阳,西汉以来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成果一朝散尽,只剩下铁马金戈。

第三,外来文化对襄阳文化的发展影响重大。舂陵侯刘仁徙居白水、刘表治荆州、诸葛亮躬耕隆中、曹操入襄阳、羊祜和杜预守襄阳等这些事件都深刻地影响了襄阳文化的发展轨迹。

第四,襄阳文化最重要的特征都是在汉魏时期形成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达,是名士风流引领社会风尚的时候,习郁、山简和习家池就成了这种风尚的代表;在汉末社会动荡,不参与社会纷争,寻求自我人生归宿的隐逸文化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风尚,庞德公和鹿门山就成了襄阳隐逸文化的源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自我价值,尤其是在乱世中更显示出这种价值的重要性,诸葛亮和羊祜正是这样的代表,诸葛亮在隆中修身和齐家,岘山和坠泪碑代表着羊祜的治国和平天下,隆中和岘山表征着儒家的入世文化。习家池、鹿门山、岘山、隆中是后代文学歌颂的襄阳最重要文化遗存,也表征着襄阳文化的基本特征。

今天,我们研究汉魏之际襄阳文化的变迁,能更好的解读这些文化遗存的历史内涵,以及他们在现代襄阳文化建设中的意义。




作者简介:

靳进湖北文理学院汉江研究院襄阳及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讲师

研究方向:三国文化、历史地理、襄阳地方文化

单位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隆中路2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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