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所见城邑乡集 及其相关问题考辨（中）

三、新邓津

《初步研究》将新邓津定在汉水东岸东津镇（2011年，襄阳市政府设立为东津新区）有其理据，但并非的解，新邓津的主体应和邔、路卢津一样在汉水西岸，位于襄阳城东南七里之岘（首）山东麓，系对春秋战国时期楚东津的沿用。[参见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卷四《城邑》“襄阳”条，郑州：中州古藉出版社，1987年, 第68页；[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襄阳城”条，见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第323页。关于楚东津笔者另有专文详考。]

岘（首）山襟山带河，“东临汉水，古今大路”[[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襄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8页。  ]，具备做津渡的优越地理条件。淯水（今唐白河）在鱼梁洲北入汉冲激所产生的水势的水势，经过鱼梁洲大拐弯至此消弥殆尽，河面变宽，西临峭崖壁立的岘山，磐石稳固。

宋元以前，岘山东南的汉水河泓较现在偏东二三百米以上，滩涂亦较现在宽展许多，原滩地上六朝时的习家池、唐孟浩然和张子容故居与北涧在宋元以后，因河泓向西摆动而崩入汉水。[参见叶植：《汉宋襄阳习家池考辨》（一），《襄樊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孟浩然、张子容、张柬之故居及其相关史地考辨》（一），《湖北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

从岘山北麓绕行至南麓入汉的襄水，于山东南麓滩涂溢洪出一个近千亩的湖泊——洄湖，[参见[清]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79－2380页：“又径岘山东……沔水又东南径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数十亩（笔者按当为数百亩），长数里，广减百步，水色常绿。杨仪居上洄，杨颙居下洄，与蔡洲相对，在岘山南广昌里。”]荆襄道从湖东的滩涂上经过，与宋元以后经行岘山西侧山垭大不相同。洄湖与汉水、襄水触处可通，[参见[唐]孟浩然《北涧浮舟》，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湖内可停泊舟船无数，航运可于此停泊、转运、补给，陆行可于此渡江北上东进，水陆同发可于此分合集散，能同时屯驻万千水陆军马，给养方便，进退裕如，常常是攻守襄樊二城和从襄阳南征北战的屯驻之所，是襄阳地区最重要、使用时间最长的津渡之一。

从新邓津北行二十里对渡处即是淯水入汉的淯口，三国初，孙坚先于汉水北岸樊城与邓城间击败刘表大将黄祖，[参见《三國志》卷《孙坚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0－1111页。]从淯口抢渡汉水，被荆州军射杀于岘山下，其南岸的登陆地点应是岘山脚下的新邓津；[参见《后汉书》卷七四下《刘表传》及裴注引《典略》，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20页。]赤乌四年（241），吴将朱然从新邓津上岸并设大本营于此，[参见《太平御览》卷四二五《人事部六十六•清廉上》引《魏略》，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38页。 ]然后从淯口（三洲口，详后）登陆攻围樊城，引起司马懿的高度重视，亲率大军增援，于三洲口将吴军击败。[参见[晋]干宝：《晋纪》，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体晋史》，1989年，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第278页；《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第二》，第1144页；卷五十六《朱然传》，第1307页；《晋书》卷一《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页。]六朝时称为桃林渡，[参见[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居处部三•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140页。]沈约《乐府歌》“分手桃林岸，送别岘山头”。[[南朝梁]沈约：《襄阳白铜鞮歌三首》，[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第3册《沈隐侯集•乐府》，第130页。 ]《舆地纪胜》载桓冲一度将十万水陆北伐大军屯驻于斯。[[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二《京西南路•襄阳府》景物上“桃林”条，第三册，第2654页。]宋元襄阳之战时，元军将围攻襄樊二城的白河（口）城建筑于淯口南面，而将围攻襄阳的指挥部设于东津西侧的岘山，率先掌控了锁钥襄阳南侧汉水两岸和汉东控扼襄樊二城、随枣走廊的东津与淯口，围城打援，屠城樊城，逼降襄阳等军事行动，皆可将新邓津的地理位置锁定于岘山下的汉水边。

汉水东岸的东津镇不过是新邓津的对渡处，往来随枣走廊、进而进入淮泗与江夏地区通行于此，对其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详考，兹不赘述。不过，一个陈见需要破除。传统观点认为，秦汉时期南郡与南阳郡的分界线为汉水，汉水以南为秦设南郡襄阳县，汉水北才是楚、秦、汉所设之邓县，秦汉时属南阳郡。[参见《校补襄阳耆旧记》卷三《山川》“汉水”条，第67页；[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一《山南道二•襄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7页。 ]近几十年，荆楚地区大量反映秦汉时期南郡历史地理简牍的出土与研究成果证实，襄阳县设立于西汉元鼎元年（BC116）至元延年间(BC14-BC10)，此前的南阳邓县可能以汉南群山与南郡中卢县分界，而不是后世的以汉水为界，[参见叶植：《襄阳城变考辨》，《江汉考古》2018年4期。 ]这可能是楚东津在秦时被称为新邓津的原因，或是秦废去楚东津军事功能后的称谓。这一成见加上自清中期以后，汉水东岸出现了一个声名颇著的东津镇，大概是当下学者皆将新邓津的地理位置定在东岸的缘故。

东津的主体、配套设施及地名原本都在西岸，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很多，白居易之父瘗骨襄阳东津。[ 参见白居易：《襄州別驾府君事状》,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卷四十六《书颂议论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83-985页。  ]唐试左武卫率府兵曹参军张惟、山南东道节度右廂步军使王大剑葬于襄阳县东

津乡。[[清]罗振玉辑：《襄阳塚墓遗文》，《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大唐故试左武卫率府兵曹参军清河张府君夫人琅琊王氏合袝墓志铭并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2年，第一十六冊，第12358-12359页；《唐故山南东道节度右廂步军使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试殿中监上柱国食邑二千戶王公墓志铭并序》，第12359页。 ]欧阳修诗称“东津渌水南山色,梦寐襄阳二十年”。[[宋]欧阳修：《奉寄襄阳张学士兄》，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七《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01页。 ]张邦基谓“襄阳天仙寺，在汉水之东津，去城十里许”[[宋]张邦基著，丁如民点校：《墨庄漫录》卷一〇，《唐宋笔记小说大观》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45页。 ]。南宋名将孟宗政曾从襄阳岘山（东津）发兵援救被金兵围困的枣阳，[乾隆《襄阳府志》卷二十七《耆旧》第349页“孟宗政”条：“嘉定十年(1217)，金兵犯襄……报枣阳危急。宗政得知，中午从襄阳岘首发兵，天将黑即抵达枣阳。” ]《襄阳守城录》亦多次提及东津。

明清以后，西岸东津的航运地位衰落，唐白河改道张湾龙坑入汉（详后），往来唐白河的舟船多就近泊居商贸于其南侧的东津渡或北岸的张湾村，使其和张湾一起迅速成长为襄阳汉水东岸商贾云集、物阜财丰的两个商贸大镇，两岸东津之名从此明晦巅倒，上世纪九十年代西岸还保留着东津渡，其后名实俱亡。

　　新邓津北距汉水北岸的淯口十余里，与简册所载水路廿里相符，其南至路卢津约合今里五十里，[参见叶植：《〈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所见邔乡、鄢路卢津小考》，楼劲、陈伟主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51－462页。 ]与简册所载七十里有二十里的差距，缘于水路迂回曲折，秦里又小于今里之故，以简册所载水路里程与今天的陆路里程相校，这一差距普遍存在，从襄阳城至鹿门山三十五里的陆行路程，明清志书皆云从汉水舟行（与去中卢水路绝大部分同程）里程为六十里是其证。

四、淯口兼论三洲、鄾、邓塞

淯口是淯水入汉之水口，原本毋庸讨论，然而，淯口实际上有不少历史地理问题需要梳理、讨论和澄清。

　　（一）现在的淯口形成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原来的淯口位于当今的清河口。

《水经注》所载淯水是汉水第一大支流，唐以后多称白河，发源于伏牛山之攻离山，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南召、方城、南阳、新野，至襄阳两河口，与发源于方城七峰山与老立垛山的唐河（先秦至六朝称比水、泌水）会合后称唐白河，或互受通称，仍多称白河，淯水之名遂晦。

清咸丰十一年以前，唐白河于张湾镇洪山头纳来自枣阳的滚河，受阻于其南侧窦台、龚坡之坡岗，西北折向肖湾、潘台岗垄以北，油坊岗、云湾岗地以南的洼地，至樊城东北五里之洪沟纳小清河后折转南下，于新打洪南入汉，现在唐白河以北的襄州区政府所在地张湾镇是其河泓所在。《大明一统志》谓淯水“俗名白河，其源自嵩县双鸡岭，东南流经南阳、新野，会梅溪、洱、灌、湍水，留山、黄渠、栗、鸦、泗、潦、刁等河，与泌水合流，南至襄阳入汉水。”[[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南阳府•山川》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21页。]淯口实际是白河、唐河、滚河、小清河、七里河五水会合后入汉之水口，亦称宛口[《水经注疏》，第2376页。 ]、白河口、白河嘴，因水口外原有三洲，亦称三州（应为洲，原文如此）口。《襄阳县志》载东北乡“新打洪，距城十里，唐白河、滚河、清河之水，向由此至白河嘴入汉”。[同治《襄阳县志》卷一《地理•乡镇》，中国地方志集成 湖北府县志辑 64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34页。  ]

淯水及其两侧陆道成为南北交通干道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昭王南征之时，春秋战国以后更趋显重，鄂君启节所反映的淯口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在战国中晚期以前业已奠定[参见陈伟：《鄂君啓节之"鄂"地探讨》，《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 ]。清中后期，淯水与汉水间繁忙穿梭的茶盐粮油等商品运输，让淯口成为一座“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的商贸重镇——白河口镇。

咸丰十一年春，捻匪姜太凌部夜袭白河口镇，将其劫掠焚毁殆尽，“合镇皆毁于贼，至今未复”。由于淤沙将肖湾段淯水故道河床逐年壅塞抬高，同年夏，肆虐的山洪将肖湾南侧与窦台间的岗垄冲开，截弯取直夺一小溪于原淯口东五里、汉水东岸的龙坑入汉。同治《襄阳县志》载：“龙坑，距城十五里，旧有深潭。唐白河向自新打洪入汉。坑与汉隔二里许，每小涨辄溢。咸丰十一年忽溃决成河，水径入汉，旧洪淤塞，不可复开。”[参见同治《襄阳县志》卷一《地理•乡镇》，第34页。 ] 故道遂成为东高西低的开阔台地与沙洲，原本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南岸小村张湾骤变为北岸的临河中心聚落。同年，汉口开埠，其时，太平天国势力盤居于长江下游地区，汉水－－淯水航运成为沟通南北及万里茶道的主线路，张湾村遂取代白河口镇迅速成长为汉水襄阳段樊城以外的最大商埠，清末民国时期发展出三条正街，一条横街（北街）。淯口变为小清河单独入汉之口，改称清河口，故淯口地理位置与名称日趋模糊湮灭。

　　（二）唐白河流域面积达24500平方千米，汇集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西部、南襄盆地全部溪流，构成三面环山向南一面倾斜敞开的地理形势，河宽千米以上，宽处超过两千米，河道降比大，弯多滩阔，下游流行于平缓的壤地，河床切割较深，河道变窄，水量丰富，雨量集中，使其成为一条时常脾气暴躁的河流。夏秋季节，突发性强的暴雨往往让洪流肆虐，致使两岸滩涂居民鲜少，是汉水下游洪患的重要根源。[参见陈学珍：<唐白河干支流设计洪峰流量的分析研究>，《中国水运(下半月)》2014年第2期。]

　　唐白河下游南侧与纯河间的十里岗地构成一条连通随枣走廊的东西向交通廊道，廊道内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水源丰富，成为先人的理想棲居地，遗留有众多两周秦汉时期的遗址和墓地。

　　（三）淯口的水陆交通节点地位注定使其成为一个仅次于南阳、襄阳的军事要塞，光武曰“宛最强，鄾次之”[[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襄阳城”条，见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第324页。 ]，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于此。正始年间（240-249），魏征南将军王昶将荆州治所从宛城徙至新野，将水军从宣池转至樊城三洲屯训。[参见《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第749页。 ]在此前的魏太和年间，“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欲顺沔入江”，[《三国志》卷一十七《张郃传》，第526页。  ]说明自魏武“浮邓塞之舟”[参见《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8页。  ]以来，三洲（口）一直是魏国的水军训练基地和汉水渡口所在。前述正始二年吴将朱然于三洲（口）登陆围攻樊城，被增援的司马懿大军击溃于三洲口。宋元襄阳之战时，蒙古汉军元帅刘整于此为元军训练出七万精锐水军。[参见《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刘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87页。]

　　汉水北、淯口西岸一带应该是关羽水淹于禁七军时，“庞德奋剑，投命于东冈”的东冈高地（详后），是为淯口要塞，应是先秦时号称邓南鄙鄾邑和六朝时的邓塞所在。《左传·桓公九年》楚、巴联军于鄾大败邓倾国之师，《哀公十八年》巴人进伐早已收归楚有的鄾邑。[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桓公九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4-125页。]可见先秦时淯口要塞属于鄾邑。关于鄾邑的地理位置，杜预注：“邓县南，沔水之北，鄾也。”《水经注·淯水》载：

　　【经】又西南过邓县东。【注】县故邓侯吾离之国也，楚文王灭之，秦以为县。淯

水右合浊水，俗谓之弱沟，水上承白水于朝阳县，东南流迳邓县故城南，习凿齿《襄阳

记》曰：楚王至邓之浊水，去襄阳二十里。即此水也。浊水又东迳邓塞北，即邓城东南

小山也。方俗名之为邓塞，昔孙文台破黄祖于其下。浊水东流注于淯。

　　淯水又南迳邓塞东，又迳鄾城东，古鄾子国也。盖邓之南鄙也。昔巴子请楚与邓为

好，鄾人夺其币，即是邑也，司马彪以为邓之鄾聚矣。南入于沔。[《水经注疏》卷三十一《淯水》，第2620－2622页。 ]

鄾与邓塞南北相对，位于沔水北、浊水南、邓城东南的淯水西岸（图二）。

郦氏言之凿凿的鄾城汉以后文献很少提及，邓塞起而代之成为汉水北岸樊城外围的战略要地，陆士衡《辨亡论》谓“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第1468页。  ]至江夏征吴。《册府元龟》载上述正始二年朱然围攻樊城时，先期救援樊城的征南将军夏侯儒屯军邓塞，因兵力不足，每天进兵至离朱然军六七里地方声援城中守军，坚持月余，“司马宣王到，乃俱进”。[[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百十四《将帅部•赴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09册，第252～253页。 ]“吴军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晋书》卷一《高祖宣帝纪》，第14页。]表明邓塞距当时的樊城在七八里以上，三州口乃是淯口津渡所在。

溯淯口上行十二里为楚国的军事重镇西陵（详后），宋末元军围攻襄阳时所建十二连城之古城与西陵（详后）或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四）淯口南之汉水与江对面鱼梁洲较秦汉时期的面目有较大改变。六朝时，襄阳万山以西的汉水河泓东南向流经南岸的隆中山北麓，山外广德寺前面不远处清以前尚为汉水码头，卧龙镇（原名泥咀镇）是汉水河泓所在，东触襄阳城西十里之万山后，被万山向北凸出的山嘴顶冲折向东北激流，其情景为蔡邕《汉津赋》“过曼（万）山以左迴”所实录。[[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八《汉蔡邕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12册，第413页。 ]汉水北岸樊城段遭受激流的长年冲刷，江岸不断崩入汉水，《水经注》载樊城西原有鲁宗之所筑平鲁城，现为滨水沙洲。曹仁所筑周长四里的樊城，至郦氏时南半部已没入汉水。[《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第2375－2376页。 ]宋末元初，抗击元军围攻五年之久的樊城临江城垣及三城门，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已全部沦入水中。[见乾隆《襄阳府志》卷五《古迹》“樊城”条，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3页。]樊城临江崩入汉水的陆地当以百米计。从当代汉水北岸岸线观察不难发现，淯口必定有过随着江岸的崩塌不断后退缩的历史，淯水自身洪流冲击造成的后退作用亦大，导致汉水主河泓愈来愈向东北弯曲发育，江之北岸和东岸全为没有河滩的坎岸，淯口前的三洲六朝以后不见记载，鄾邑应该早已崩入江中，现在的戴家台、林家台、徐家台、伍家台应该是当年的邓塞所在。受淯口及其淯水带来淤沙的冲激，襄阳城东汉水南侧洲渚尤其是鱼梁洲不断向东北二面延展扩大。[对襄阳段沔水地理环境的变化，鲁希奇先生有过简考，请参阅氏著《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一章《汉水中下游河道的历史变迁》2.襄阳附近河段，第7－10页。 ]

明以后，万山以西、隆中山前数十里之汉水河床日益淤积升高，河泓迅速向北摆动，使樊城以西白家湾至太平店数十里之汉水北岸持续崩塌。道光年间，樊城西的唐汉阳王张柬之家族墓地崩入汉水，形成日后的长丰洲。[参见[清]席方璘：《移置张氏墓志前记》（现藏襄阳市博物馆）载：“樊城郭西三里许，今之长丰洲，古属安养县，唐汉阳王张公柬之祖墓在焉……嘉庆间，犹见南滨抵万山里许，洎汉水横啮，十余年中内圮者十余里。道光元年，土人得唐时夏侯夫人、梁君嘉运二志石于水滨……视新淤旧地平野，见志石八片……又见三石于临汉门外。读其文，皆张氏茔中故物……志铭篆盖，共得石十一片……长丰洲广袤数十里……。道光壬寅七月十襄阳席方璘记”。罗振玉辑碑文为《襄阳冢墓遗文》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六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7年，第12354－12358页。]南岸从白马山至万山间则淤积出长二十余里，宽约五里的狭长沙洲，汉水离隆中山远至五里开外（见图二）。城区段汉水流向由东北转为东南，对北岸樊城的冲激遂逐渐减弱的同时，对南岸襄阳的冲激日益加重，南岸不得不于明嘉靖三十年（1524）和万历三年（1575）两次加高加宽修筑完固从万山至闸口长达十一里的沿江驳岸大堤，[参见乾隆《襄阳府志》卷十五《水利》，第197页。 ]襄阳城东的河滩及鱼梁洲向东北扩展速度加快，北岸水势大减，原本屡修屡溃的樊城沿江大堤于清道光年间终得以修筑完固[参见同治《襄阳县志》 卷二《建置·堤防》“樊城土堤”条，第105页。 ]。过樊城后汉水再转东西向复转东北向流逝，淯口东移五里转至汉水东岸入汉以后，受其冲顶，鱼梁洲向东延伸的速度大大加速，河泓变窄，流速加快，急流的侵蚀致东岸尤其龙坑两侧自然堤岸崩塌的速度大大加快，汉水折转拐弯的角度变小，藉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中期修建焦枝铁路和市政建设从鱼梁洲西河套大量挖砂取卵石之力助，洪水将鱼鱼梁坪河套冲开成汉水主河道，原洲东鹅颈状弯曲的主河道变为支流，千里汉水最大的沙洲－－鱼梁洲与襄阳从此分离（图一），司马徽与庞德公望衡对宇的景象不复存在，若非有小清河和唐白河的巨大流量继续汇入鱼梁洲东北二面的汉水，其河道必已变成汉水故道之牛轭湖，甚或已淤积成与鱼梁洲一体的大沙洲。　

五、附论关羽水淹曹魏七军擒庞德之战地在清河口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至十月，镇守荆州的关羽以荆州主力发动了历时四个多月樊城之战，一度取得水淹曹魏七军、降于禁、杀庞德(悳)的优良战绩，传统观点都将这场著名战争的战地定于樊城西北十里罩口川之赵家桥（鏖战岗）一带，笔者认为其说颇值得商榷的。我们不妨据《三国志》复述一下这场大战的主要经过：

《曹仁传》：

　　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关羽攻樊，时汉水暴溢，

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

围数重，外内断絶，粮食欲尽……徐晃救至，水亦稍减，晃从外击羽，仁得

溃围出，羽退走。[《三国志》卷九《曹仁传》,第275-276页。]

《满宠传》：

　　关羽围襄阳，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将军于禁等军以霖雨

水长，为羽所没。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失色。[《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第722页。]

《于禁传》：

　　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

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

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庞悳不屈节而死。[《三国志》卷二七《于禁传》，第524页。 ]

《庞悳传》：

　　仁使悳屯樊北十里，会天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悳

与诸将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悳被甲持弓，箭不虚发，

将军董衡、部曲将董超等欲降，悳皆收斩之。自平旦力战至日过中，羽攻益

急，矢尽，短兵接战。悳谓督将成何曰：“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茍免，烈士不

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战益怒，气愈壮，而水浸盛，吏士皆降。

悳与麾下将一人、五伯二人，弯弓傅矢，乘小船欲还仁营，水盛船覆，失弓

矢，独抱船覆水中，为羽所得。[《三国志》卷十八《庞悳传》，第546页。]

据此知其前期战争经过是，关羽率军攻打曹仁镇守当时地势较为卑下的樊城。[参见《三国志》卷二十七《胡质传》，第742页。 ]七月，曹操遣大将于禁率庞德等七军增援曹仁，曹仁让庞悳屯据于樊城北面十里，恰巧次月汉水流域天陡降暴雨，樊城城前汉水暴涨数丈至离没城垣顶只有几板高的位置，前来解围的于禁七军被突发的特大山洪困于水中，面对用大船攻击的荆州军无处可逃，站在高地上的于禁与诸将束手无策，遂举军投降了关羽，只有被围有河隄上的庞德誓死与关羽军决战，但即使在斩杀欲降的属将董衡、董超仍没能阻止住自己部伍投降，可见水势之甚，在与关羽军一番激烈的短兵相接博杀后，欲乘一条小船返回樊城，不幸被洪水冲翻，为关羽擒杀。毫无疑问，于禁大军是从南阳沿临近白水的南北大道星夜兼程南下救援曹仁，被从三州口登陆、屯驻于宛口一带关羽主力截击而不得不停军于樊城（东）北十里，《庞德传》说曹仁令其于樊城北十里驻扎显然不合情理。在于禁大军南击关羽军以解樊城之围时被突降的山洪淹没之地只能是位于樊城东部的宛口地区。其一，以大军赴急的于禁大军只能顺白河传统大道南下，利用白河航运提供给养，其被关羽拦截之地只能是樊城东北淯水两岸，而不可能是樊城西北赵家桥一带。其二，前已述樊城西北牛首至杜甫岗为埋有张柬之与韩南盛家族墓的临河岗坡，暴涨的汉水不可能漫过大片岗垄涌入罩口川地区。其三，罩口川一带有马棚、鏖战岗、杜甫岗、蔡坡等大量岗垄地，洪水不可能将于禁的数万大军全部淹没。其四，《庞德传》和《于禁传》皆谓于禁一班将领被围困于隄上，此隄只能是汉江大隄，表明其所言之沿江大堤许多系利用自然岗阜为之，庞德与关羽血拼并被擒之地当在唐白河口以西、樊城以东前述“庞德奋剑乘舟，投命于东冈”。堤虽难得其详，汉末已建成当是事实。《左传襄二十五年（前548）》载楚司马蒍掩庀赋时言及“町原防”，杜预注：“广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间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别为小顷町。”宛水入汉处的两岸环境展现的恰是一幅杜注的完美镜像。樊城是楚国的交通与后方重地，汉江两岸筑堤自是楚国的当务之急。宋代，樊城汉江沿岸堤防绵延三个乡镇，《元丰九域志》载“生（牛）首、樊城、高舍三镇有堤”。[［宋］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卷一《京西南路•望襄州襄阳郡山南东道节度》，《四库全书》本，第471册，第20页。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无“有堤”二字。]始建年代理应较此早得多。其五，淯口位于南襄盆地南端，地势低洼辽阔，沿途有诸多的湖陂沼泽，暴发的山洪让唐白河、滚河、小清河、七里河与汉江洪流汇集，大水四面围合，征之樊城周围地形，不习水战的于禁大军只有被淹没于此才会完全失去战斗力。此前千余年，以倾国之六师南征不返的周昭王正是葬身于此。兹体事大，笔者另文有考。其六、近几十年的考古于樊城西北的杜甫岗、王寨（含贾巷、贾洼、活尔玛）、棉纺厂、诸葛亮广场至彭岗一带发现的墓葬数以千计，仅王寨就有墓葬两千座以上，时代为春秋至宋，以六朝最多，在沃尔玛工地上挖出数条防御工事，有汉以后的箭头诸兵器，如王寨不少墓地有晚期墓葬打破早期遗址现象，表明从樊城杜甫岗，至团山南的彭岗为一近南北向断断续续的长岗，如此地貌不可能将于禁的七军全部淹没。而清河两岸至今没有发现古代的遗址和墓葬。

然而，传统说法并非完全无据，因为赵家桥至樊城一带是樊城之战后期双方争战之所。《徐晃传》：

　　复遣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

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

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贼屯偃

城，晃到，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贼烧屯走，晃得偃城，两面连营稍前，

去贼围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贼围头有屯。

又别屯四冢，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

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䧟，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三国志》卷十七《徐晃传》，第529页。 ]

在于禁大军被关羽消灭的关键时刻，曹操增派徐晃从宛城赶至樊城北，徐晃将军营安扎于樊城西北的一处高阜－－阳陵陂，显然吸取了于禁大军被洪水淹没的教训。时洪水过去月余，《曹仁传》却言水只稍减，说明樊城及其周围仍是一片湖沼泽国貌，或是徐晃札营樊城西北的另一个原因，进一步证明赵家桥一带并非水淹七军战场所在。

阳陵陂和四冢不知所在，2010年樊城菜越发掘出青铜马的汉末三国初大墓为我们提代了一定的线索，该墓一共四座，另三座被基建破坏，其地距樊城外垣约1里左右，或是《三国志》所载四冢所在。

由于徐晃军大多为刚刚募集的新兵，不能与荆州军抗衡，无力向关羽发动进攻。而向无将略的关羽没有及时发动对立足未稳徐晃军的进攻，而是分兵于樊城北的偃城下寨被动迎战。随后曹操增派徐商、吕建等率军赶到，传达“须兵马集至，乃俱前”的曹操军令。徐晃伪装于关羽军营后开掘濠沟以断其退路，关羽立即烧毁营垒后撤，将兵力收拢至樊城外侧与围城主力连为一体，徐晃轻取偃城。《括地志》载：“偃城在安养县（今樊城）西北三里。”[[唐]李泰著，賀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四《襄州》 ，北京：中华分局，1980年，第187页。 ]《大清一统志》谓“阳陵陂又在偃城西北五里，在襄阳县北。”[[清]潘锡恩、穆彰阿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四八《襄阳府·建置沿革·山川》“谷隐山”条，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587页。 ]其地正位于今鏖战岗至普陀堰一带。徐晃两面连营向前推进至前锋距樊城包围圈外的荆州军只有三丈的距离。其时，曹操再次增派的殷署、朱盖等十二营赶至樊城前线，徐晃军力大增。关羽于包围圈外的围头和围头北面的四冢设立互为犄角的南北二营，企图于此阻止钳击徐晃军。徐晃扬言进攻围头，却秘密猛攻四冢，四冢危在旦夕，关羽不得不亲率步骑、五千营救四冢，不仅被徐晃击败，于混战中魏军还直接随荆州军攻入壁垒重重的樊城包围圈，城中的曹仁大开城门与徐晃军内外夹击，关羽的包围圈溃散，在匆忙退往汉水舟中时纷纷落水毙命，樊城围解。这应是传统观点均将关羽水羊于禁七军、降于禁、禽庞德的战场定于今赵家桥一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