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所见城邑乡集 及其相关问题考辨（下）

六、西陵

（一）西陵的地理位置考辨

简册所载西陵与先秦文献可相互参证发明。楚襄王二十年(BC279)，秦将白起率大军从南阳南下攻攻克楚鄢、邓、西陵，次年拔郢，东至竟林，占领江汉地区，是当年世界上发生的头等大事。《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逾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 《六国年表》则记顷襄王二十年“秦拔鄢、西陵”。 《战国策·秦策四》云：“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都将拔西陵与拔鄢之役相关联。《史记·高祖本纪》称：“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郦。”襄乃穰，是西陵与秦汉穰、湖阳二县相距不远。然《集解》据《汉书·地理志》江夏郡有西陵和襄县，遂将襄侯封地和西陵直接简单定之于江夏。当代学者研究表明，江夏郡设于汉武帝时期，秦时并无江夏郡，江夏襄、西陵之说凿空。如此张冠李戴，不仅与白起从南阳南下的进军路线不符，也与秦拔邓→鄢→郢后“遂东至竟陵”的战争进程杆格，让人困惑不解。《史记考证》的作者已注意到司马迁写《秦本纪》和《白起列传》记是役时又写作拔鄢、邓而不言西陵，然未能给出的解。上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学者试图对西陵的地望予以重新解读。吴郁芳先生推断西陵在鄢西的宜城西山，远较《集解》之解合理。可能基于《高祖本纪》所载西陵应与秦汉湖阳和穰县较近，距析、郦二县也不会太远之故，童书业先生敏锐地发现邓和西陵在《史记》的记载中的这种相互替换关系，推断“‘西陵’似即邓。邓者，《史记正义》云‘鄢、邓二城，并在襄州。’今襄阳东北二十里有邓城，即其地。‘西陵’盖以山名，其地所包范围或甚广，今襄

阳、宜城一带山地皆谓之‘西陵’。”简册文字的明白记载鉴证了童先生推断的精审，表明西陵是邓城附近的一座城邑，解决了一大疑案。　　

　　西陵地望如此清晰明确，先秦两汉时地位如此重要显赫，理应不难于淯口溯十二秦里左右的淯水故道两岸找到。然而淯水故道及其两侧的滩涂与台地，早已变成襄州区张湾镇的中心城区。文物勘探资料表明，张湾中心区地表下全系淯水淤沙堆积层，探寻西陵故址变得十分困难，但并非全无踪迹可寻，详察其可能存在的有限地理区域内的考古资料后发现，故淯口东南十里、汉水东岸的陈坡遗址应该和西陵有莫大的关系。

陈坡遗址现存面积约40万平方米，1998年襄樊市考古队发掘2000多平方米，2005年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加掘1053平方米，勘探6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厚0.5米，主要为战国和汉代遗存，发现战国楚墓3座，仅发掘1座（Ｍ10），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有“大司马”铜鼎1件。勘探发掘者推断“早期遗存都已冲毁于河内，现残存遗址边缘的部分灰坑、灰沟等遗迹”。由于发掘者不知当今的唐白河道是清咸丰十一年才形成的，早期遗存不是都被冲毁于河内，而是遗址的主体被唐白河河道所侵夺冲毁，遗址的实际面积要比单凭他们考古勘探所显露的面积大得多。

古人邑居之地通常低于葬地且离水源不远，现唐白河正是夺陈坡北面的一条小溪入汉，其地低于陈坡近十米，“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居住，进入西周中期以后一直到西汉，这里都有人类在此居住，历年来河水泛滥，河岸垮塌，致使早期遗存都已冲毁于河内，现残存遗址边缘的部分灰坑、灰沟等遗迹，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也不甚丰富，残存面积较少，地层堆积较薄”。该遗址、墓地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内涵与简册所载的西陵颇为接近，与故淯口水道十二里的路程大致相符。

宋景定二年（1261），蒙古人通过贿赂南宋京湖制置使吕文德获准在白河口开设榷场之机，于白河口建筑白河（口）城，偷偷在襄樊二城的眼皮底下扎下足根，然后沿唐白河从水陆两路将兵员与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白河城，完成了攻取襄樊两城的军事准备。至元五年（1268）蒙元取襄樊二城之战率先从白河口发起，随后建起围困襄、樊二城的十二连城，十二连城中的古城堡在陈坡对岸，古城之称必有渊源，是陈坡遗址是西陵所在地的有力佐证。

（二）西陵、淯口的战略地位

　　淯口（邓塞、鄾、三洲口）、西陵、邓城、樊城一线实为一个完整的攻防体系，是襄阳东北二面的军事防线，历来为荆襄屏障，西陵、淯口固则荆楚安，在云梦泽尚未干涸，长江水道未能充分利用的先秦时期尤其如此。西陵失守是导致鄢、郢被拔，楚国被迫东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鄂君启节》和简册文字内容不难概见，西陵、淯口处在从荆襄通往中原水陆交通的关键节点位置上，它西控樊邓二城，南逼襄阳，对荆襄地区具拊背扼喉之势，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大司马鼎的出土是其显证。后世这一线攻防重任落脚于樊城，使其东侧的随枣走廊方向留下防御空白，蒙军正是利用这一隐患于淯口建立起攻取襄樊二城的大本营。战前，蒙军元帅阿术在南侵江陵过襄阳时，曾“驻马虎头山，宿汉东白河口，曰：‘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如上所述，蒙军正是于此屯兵积谷，发起了历时五年之久的攻拔襄樊二城之战。

（三）阳平乡、平陵乡、阳新乡、新乡地望蠡测

　　　简册载有以西陵为中心，通往不同方向的多条支线水路及其里程：

　　西陵水道到阳平乡五十九里。（04－199）

　　西陵水道到平陵乡六十六里。（04－189）

　　西陵水道到阳新乡百卌八里。（04－075）

　　西陵水道到新乡百五十一里。（04－076）

《初步研究》将阳平乡、平陵乡、阳新乡、新乡定于西陵上游的比水沿岸，认为阳平、阳新的阳指秦汉时的阳县，乃秦末刘邦入关前，曹参“从南攻犨，与南阳守齮战阳城郭东，䧟陈，取宛，虏齮，尽定南阳郡”之阳县，地在犨与宛城之间的汉代堵阳。由于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没有将“阳城”二字标点分开，因而导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理解错误。窃以为，其结论的差池显而易见。

首先，“阳城”二字作为一个先秦时期的知地名不能用标点分开，无论怎么标点分开都无法通读。

其次，阳城先秦时即已存在，战国时为楚国封邑。《吕氏春秋》载：“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晚出之《渚宫旧事》所载稍详，谓“及悼王薨，鲁阳公骐期及阳城君杀王母阙姬而攻起”。阳城君乃是和鲁阳公一起攻杀吴起的主犯，封国因而被收。吴起因对楚国实行封君子孙三代而收其爵禄的制度革新遭受受伤害的权贵集团射杀，当时的阳城君拒其始封之先君当在三代以上，阳城得名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鲁阳的地望清晰，而阳城应劭说为汉宛城东北之堵阳，为南阳郡属县，与鲁阳相拒不远，于理通洽。

复次，通往这四个节点的水路都是以西陵为起点的淯水上游的多条支线而非主干道，或只利用了主干道的一段，最远的新乡也不过一百五十一里，折合成今日之陆路里程大约百里，其所考阳县至西陵的距离至少有秦里五百里之遥。同批简册还载有：

宛梁门下行淯到邓西陵四百九十一里。【04-203】

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四百五十里，庄道三百六十里。【04-202】

武庾到邓西陵四百八十里二百步。【04-200】

　　比口到淯下口百卌里三百步。【04-084】

《初步研究》为了解决其所考阳城至西陵距离过远的问题，全然不顾二者间横亘着宛、棘阳、湖阳、新野诸县的事实，硬将距西陵只有五十九里的阳平乡、六十六里平陵乡纳入其所谓的阳县南境，让人诧异。

再复次、从西陵水道支线所至之阳平乡、平陵乡、阳新乡、新乡若如其所考在淯水上游支流之阳县一带，例当以武庾或宛梁门或宛宜民庾为起点并计算里程方合情理，可《初步研究》分明是以西陵为起点计算。是故，西陵至阳平乡、平陵乡、阳新乡、新乡这些地点只能循西陵所在地的淯水支流沿岸寻找。西陵节点的支线水路有今之黄渠河、滚河、刁河、唐河等，滚河中下游尚有官沟、瀴水、浕水等多条支流，唐河中下游有黑青河、小黄河、简河、蓼阳河等更多支流，单新野境内就向有八水汇流之说。《初步研究》引用了李零先生对楚地所出战国秦汉简牍中阳字的解读并有所发挥，指出阳与唐通，阳即是唐。这种研究方法有其可取之处，滥用则失去意义。在黄渠河、滚河、唐河、刁河水道一百五十一里的大致流域范围内，秦汉六朝时带阳、平、陵、新的地名很多，如带阳的有蔡阳、湖阳、比阳、棘阳、义阳、谢阳，带平的有平林、平氏，带新的有新野（及由其东乡改称的新都、新林），带陵的有舂陵等县。不止如此，林还通陵，是平林还可直接写作平陵，滚河支流浕水中游襄乡县和西陵北边的穰（通襄）县之襄通相，相通阳，襄乡东北还有阳中山。可以断言的是，西陵支线所至四地应于今之黄渠河、滚河、唐河、刁河诸支流之中下游沿岸地理区域内去寻找。

　　检索文献发现前汉建平四年（BC3），封傅太后同母弟之子郑业为阳信侯，《外戚恩泽侯表》作阳新侯，封于新野，是为阳新乡所在，马孟龙先生考之详覈。但其认为新乡在阳新乡上游三里，并将平陵、阳平皆定在其所谓的邓或西陵县之比水沿岸恐欠斟酌。简册已载明西陵为邓县属地，自不会是县级建制。据《初步研究》已公布的《简册》行文格式为甲→乙→丙→丁XX里，依此例推。却没有甲→乙XX里复又甲→丙、甲→丁XX里的书写方式。以此言之，西陵至阳平乡、平陵乡、阳新乡、新乡应该是以西陵为起点的四条支线，也就是说西陵水道到阳平乡五十九里和西陵水道到平陵乡六十六里、西陵水道到阳新乡百卌八里、西陵水道到新乡百五十一里不在同一条或不完全在同一条水道上，而是中途岔开进入各自的支流，否则简册行文应该是：

西陵水道至阳平乡五十九里。

阳平乡至平陵乡七里。

平陵乡至阳新乡八十二里。

阳新乡至新乡三里。

从西陵至上述四地逻辑上最多可能存在四条单独的支线水道，最少也应该有一条主支线加三条次支线水道。秦汉时期淯水下游地区繁荣富庶，是邓氏、阴氏、樊氏、王氏等大族的聚居地，前汉四位重臣平当、王嘉、王莽、赵钦皆受封地于此，因而邑聚甚多。新野县有新都、新甫、阳新诸带新的地名，毗邻的穰县有地名新成，集中在新野县邑周边至穰县东境的淯水、比水两侧，至今尚有新甸铺、新野之名，其称谓与新邓津如出一辙，不知是否为秦灭楚后对楚地部分原有地名有所更改。位于今白河西刁河南岸的新甸铺东距王庄乡九女城村之新都故城不远，或得名王莽受封的新都，甸含王田、京都郊外之意。《后汉书•郡国志》谓：“新野有东乡，故新都。”刘昭补注：“王莽封也。” 《通鉴地理通释》谓“新都，汉属南阳，《郡国志》新野县有东乡，故新都，王莽封，今新野省入邓州穰县。”新甸铺正位于新野与邓州交界处，新都或是简册之新乡所在，与“西陵水道到新乡百五十一里”路程大至相当。

2017年3－4月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唐白河航运开发工程，对唐对襄州区境内的唐白河淹没区及影响范围进行过考古调查，沿岸发现战国至汉代遗址和墓地6处，2019年初，笔者携襄阳市文物考古队队长王志刚沿线调查时于古绎镇唐吕村亦发现一处战国秦汉六朝至唐代遗址1处。详见下表：

襄州区段唐白河两岸调查发现聚落遗址与墓葬一览表

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唐白河砂质优良，白度硬度高，沙粒均匀，采砂成本低廉，售价高，销售地区广，故近几十年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唐白河全线河砂皆被大型机械肆意采挖，高峰时期，仅分布于湖北襄州辖区境内约50公里的唐河、30公里的白河沿岸砂场多达百余个，采砂工人千余人，来自鄂、豫、湘、鲁、赣等省船主的涉砂船三百余膄，几乎所有岸线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豫省境内亦不例外，上述临河的遗址和墓葬都遭到破坏，消失的或不在少数。

简册尚载有“比口至淯下口百卌里三百步”（04－084）。比口为比水汇入淯水之水口，离淯口的水路里程为百卌里三百步，减去淯口至西陵十二里，则比口至西陵的距离为百廿八里三百步，故将距西陵只有五十九里的阳平乡和六十六里的平陵乡置于比水沿岸显然错误，如将二地置于比口以下的淯水岸旁，又与简册的书写体例不合，故于滚河、黄渠河、泥河或其它淯水支流上找寻阳平乡与平陵乡才对。又今之两河口至西陵间的距离不足百里，以此言之，秦时的比口应较现今的两河口上移不少。明清以来的的淯水改流新野县西，元大德七年以前则流经新野县东，康熙时县东白河故道才完全淤塞，但老白河之名称与故道痕迹仍得以保留，比水入淯之比口是否由于淯水或比水历史上的改道造成的是又一待解悬疑。　　

七、邓攀渚

　　“邓攀渚”无疑为秦邓县辖域地名，当与樊城脱不了干系，樊、攀同属棥字声系。声符都在棥部，韵部皆在元部，二字音同形似，可视为一字，攀渚即为樊渚。棥通曼，故樊、曼通用，《淮南子道德训》“慢然下其臂”，慢《论衡道虚篇》作樊。邓为曼姓，是邓攀渚又可写作邓曼渚。

这个为邓县所辖且与邓城关系密切的邓樊渚，大概率为樊城前的汉水洲渚，不可能如《初步研究》所言与西陵应大体在同一地点。在名称上，更不可能是“或即水侧山丘而言，则为‘西陵’；就滨水崖涘而言，乃为‘攀渚’”。这条通往洛阳的水路从淯口上行12里至邓西陵，没有理由于其上游仅二里再设置一个邓樊渚，果如此，也应依简册体例写作“西陵至邓攀渚二里”，不可能是“或即水侧山丘而言，则为‘西陵’；就滨水崖涘而言，乃为‘攀渚’”。其地只有于邓县所辖之樊城、东距淯口十四里的汉水洲渚上寻找。

樊城位于邓城（遗址）南面十里的汉水北岸，乃明清以前受汉水冲激最剧之地，是邓城远离汉水建城的根本原因。攀渚应是位于襄阳城西楚北津的对渡处，秦时尚未建城，其地南与北津进出汉水的檀溪相对，从楚北津乘舟经檀溪入汉，横渡汉水登陆汉水北岸至邓城，是楚陆路从北津渡汉经邓城通往中原“夏路”之必经津路，是楚中央虎狼之师进出中原的主要渡口，其为城邑汉末始见诸文献，《汉晋春秋》谓：“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 。”刘备寓居荆州期间曾一度驻扎于此，为逃脱蔡瑁的暗算，其曾于席间潜出襄阳城西，马跃檀溪，然后从檀溪乘桴渡河至樊城脱险，其登陆樊城的地点当是攀渚。襄阳城西十里、其对岸之万山，亦作曼山，曼、万相通，邓国胎记昭然。

滨大江大河之中国古代城邑，都有一个随着人们对江河征服能力的增强而从离江河较远到逐步移临江河的过程，纪南城→江陵→沙市、楚北津→襄阳、邓城→樊城率皆如此，攀渚应是樊城的前身。

如前所述，汉唐时期樊城应在邓塞以西七八里以上的汉唐襄阳城的对岸。曹仁所筑樊城周长四里。南宋时，樊城城周四里半，与城周九里的襄阳城南北隔江对峙，二城互为犄角，宋元襄樊之战期间二者间连以浮桥，称为柜子城，《无史孟古岱传》载：“十月，大军攻樊，分军为五道，孟古岱当其一，率五翼军以进，焚南岸舟，竖云梯于北岸，登柜子城，夺西南角入城”。大北门对岸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米公祠正座落在柜子城上，史载襄阳城水路至鹿门六十里，至二者间的柜门关四十余里，陆路十五里，宋元襄阳之战时民兵统领张顺就义于此，其地现为东津镇所在地，正是明清之柜门关，清代于此设千总一员，至今仍有是称，得名当与樊城称柜子城有关，实可谓为樊城之关门，凡此皆其凿证。明以后的樊城周长随着商贸的发展向东扩展至周长十余里，以此推之，明清樊城西垣及其外的越城应该是汉至唐宋时期的樊城所在，与荆州街（大北门）以西城垣九里的襄阳相对，樊城前身的邓攀渚当筑于曹仁以前、在北魏时南半沦水的樊城之前或已崩入水中。

作者简介：

叶植（1961－），男，湖北麻城人，湖北文理学院汉水与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汉水流域历史文化、历史地理、文物考古

单位地址：湖北省襄阳市隆中路97号

附记：本文调查撰写时得到宜城市博物馆副馆长熊兆发、詹世清的大力支持，为笔者提供了1935年和1958年的当地地图，熊兆发副馆陪同田野调查，为笔者提供了小河镇周围的遗址与墓葬资料，詹世清为本文绘制了地理位置图，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