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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所见城邑乡集 及其相关问题考辨(上)

时间:2020-06-24    点击: 次    来源: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    作者:文化襄阳研究会 - 小 + 大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所见城邑乡集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叶植


[摘要]:《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载有江陵至洛阳水陆交通路线上涉及先秦至六朝时期襄阳地区的重要

城邑津渡和乡集,辛德勇先生在《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中,对简册所载的水陆道路、经途城邑

乡聚及其涉及的历史地理人文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卓见迭出,但在具体线路与地望的确定上尚有探讨空间和余

地,本文利用传世文献,结合考古材料和田野考察,对其中邔乡、路卢、新邓津、淯口、西陵、攀渚六地及关羽

水淹七军之地地望予以考辨。

[关键词]:里程简;城邑;津渡;乡集;考辨


2013年,辛德勇先生发表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以下简称《初步研究》)[*本文为国家重大社科基金招标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究》(15ZDB032) 阶段性研究成果。初稿于2017年8月在邯郸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上交流,2019年1月修改定稿。图二由宜城市博物馆副馆长詹世清援笔完成。

见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四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35-36页。   ]表明,江陵至洛阳的水陆交通线路是简册所载的一条主要路线,襄阳地区路段上的鄢、巩阳乡、离津、、瓯津、莪陵津、邔乡、路卢、新邓津、淯口、西陵,可见其于襄阳从汉水转入淯水与陆路并行北上,个别重要节点还往往分出一条或多条支线,其相对位置和里程如下:

  杨口到匡津(七十)里。【04-059】

匡津到销容乡九十里。【04-060】

容到彘水口百九十里。【04-072】

彘水口到鄢巩阳乡(七十)里。【04-085】

巩阳乡到离津卌里。【04-089】

离津到瓯津六十里。【04-088】

瓯津到莪陵津六十里。【04-235】

莪陵到邔乡(七十)里。【04-234】

邔乡到鄢路卢津廿里。【04-218】

路卢到邓新邓津(七十)里。【04-217】

育(淯)口至西陵十二里。【04-231】

淯口到邓攀渚十四里。【04-215】

新邓津到育(淯)口廿里。【04-216】

凡杨口到西陵七百(七十)四里。【04-214】

辛先生对上述水陆道路之途经城邑乡聚及其涉及的历史地理人文的考辨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卓见迭出。但在具体线路与地望的确定上尚有探讨空间和余地,本文拟利用传世文献,结合考古材料,对其中的邔、中庐、新邓津、淯口、西陵及其相关支线略作小考,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邔县

辛先生考证邔乡位于汉水西岸,指出邔乡为汉之邔县,地在宜城县北三十里的大堤城。[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四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220页。    ]秦时邔为乡,辛先生以为“应即西汉南郡邔县”,甚是。《水经注》谓邔为楚邑,秦置县,邔置县当在《简册研究》写录之后的秦末。[《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第222页。]笔者认为,邔存在于汉南的历史可能非止楚邑,甚或更早,邔、纪、已、杞一字,《史密簋》铭中的杞方[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文物》1089年7期;张懋镕:《卢方、虎方考》,《文博》1992年2期。 ]及部分青铜“己”器的国族应与其有密切关系,于此姑不详论,单以秦郡县制的规模与南郡地理格局观之,夹在鄢与中卢之间,《简册研究》写定时尚为乡级建制的邔,在秦末升格为县的概率不大。《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黄极忠以击临江王共尉与淮南王英布功,于高帝十一年(前195)受封为邔严侯,封千户。[《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邔侯”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65页;并见《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邔严侯黄极忠”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08-609页。]严侯传夷侯荣成,荣成传共侯明,至第四代遂“坐掩搏夺公主马,髠为城旦”。[《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邔严侯黄极忠”条,第608-609页。]《文献通考·西汉功臣侯》载至“调六世复家”。[[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267《封建八·西汉功臣侯》,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考2117上。]《湖广通志·藩封》“邔严侯”条谓“传六世,元始元年,赐极忠代后者敞爵关内侯。”[《湖广通志》卷27《藩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532册,第95~96页。 ]言敞于元始元年(1)复赐爵关内侯或有所据。2004年,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松柏村一号墓出土汉武帝元鼎年(前116~前111)以前35号简牍,三次提及邔侯,[王明钦等:《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4期。]坐实黄极忠封邔侯不虚。从《简册研究》称邔乡及文献所载受封户数推之,邔侯封爵应是乡侯,但在反映成帝延元(前12~9)绥和(前8~7)间政区地理的《汉书·地理志》[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23页。 ]载邔为建制县,其升乡为县的时间当在武帝元鼎年至成帝延、绥年之间,适值邔侯被夺爵期间。

文献所见,汉末曾任大司农、司徒的邔县人黄尚,[《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李贤注黄尚为河南郡人,河南郡乃南郡之误。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64页;参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周举传》文及引周寿昌语,周指出黄尚是黄极忠之后,第708页。]山阳太守黄穆、武陵太守黄奂兄弟,[[晋]习凿齿撰,黄惠贤校补:《校补襄阳耆旧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25页。 ]刘表部将黄祖[见《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0页。]、黄射[见《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列传·祢衡传》,第2657页。]父子及沔南名士黄承彦[《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第929页。]等都应是其嗣裔,爵位或延或否,但黄氏豪族地位数百年未坠,六朝时的江夏大族黄氏当是襄阳黄氏一脉,与三国初江夏太守黄祖的关系大焉。

东汉初年,邔县的一部分成为光武帝族兄刘歙之孙柱的封地。“泗水王歙字经孙,光武族兄也。歙子终与光武少相亲爱……建武二年(26)立歙为泗水王,终为淄川王。十年,歙薨,封小子燀为堂溪侯,奉歙后。终居丧思慕,哭泣二十余日,亦薨。封长子柱为邔侯,以奉终祀”。[《后汉书》卷十四《泗水王歙传》,第563页。]其爵位亦应为乡侯,他事不详。

魏景初元年(237),“分襄阳临沮、宜城、旍阳、邔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三国志》卷三《明帝纪》 ,第110页。],与宜城、旍阳同居抗吴军事前沿的邔必相毗邻。

邔县一直沿续至南朝宋永初元年(420)。是年,孝武帝于邔县置华山郡安置从陇右、关中流入大量胡族流民,[《梁书》卷十八《康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90页。]于大堤村筑城以为郡治,辖蓝田、华山、上黄三县。[《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荆州》“襄阳公相”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36页及1163页校勘记[二十九];“华山太守”条,第1143页;[唐]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山南道二》“宜城县”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1页。]《周书》载梁太清二年(548),萧鑽从江陵至襄阳密援驻守樊城的方贵,至大堤而“樊城已陷”。[《周书》卷四十八《萧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57页。]

六朝时,大堤城仍保持着邔乡津的交通地位,是水陆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较之前后更为繁荣发达,商贾们“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四十八卷《清商曲辞五·襄阳乐》,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03页。]。西魏占领江陵、襄阳归附西魏后,华山郡不复保留,大堤城先后用作率道、宜城县治,一直使用至元、明时期。

万历《襄阳府志》言大堤城位于宜城“县北三十里,地名东洋,古城迹存”。[[明]吴道迩纂修:万历《襄阳府志》卷三十《古迹》宜城“古城堤”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史部,第211册,第408页。 ]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载“邔无东”的地理环境相符。[《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山南道二》“宜城县”条,第531页。    ]大堤城文献记载甚多,[参阅《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荆州》“襄阳公相”条,第1136页;“华山太守”条,第1143页;《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山南东道》襄州“宜城”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51页;[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山南东道四》襄州“宜城”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19页;[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十九《记九首·襄州宜城县长渠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10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九《湖广五·襄阳府》宜城“汉南城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11页;[清]陈锷等纂修:乾隆《襄阳府志》卷五《古迹》“古城堤”条等。]明末以后逐渐崩入汉江。[[明]郑廷玺纂修:嘉靖《宜城县志》卷上《城池》“故宜城城”条;万历《襄阳府志》卷三十《古迹》宜城“古城堤”条,第408页。 ]赵庆淼先生已考证大堤城为邔乡(县)之地望所在,[赵庆淼:《<楚居>“为郢”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5月3期。]黄盛璋先生辨之稍详[黄盛璋:《关于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及其相关问题》,《江汉学报》,1963年9期。],都将其定于今宜城北约30里、小河镇东的汉江西岸,但应者寥寥。

  《水经注》载沔水过襄阳南下的行程与《简册研究》所载的北上行程方向相反,但沿途所历城邑的位置关系、里程与《简册研究》大体一致,可相互印证发明:

  (沔水)又迳岘山东……又与襄阳湖水合……沔水西又有孝子墓……

又东南迳邑城北……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沔

水东南流迳黎丘故城西……沔水又南与疎水合,水出中庐县西南,东流至

邔县北界,东入沔水,谓之疎口也。[[清]杨守敬、熊会贞著:《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中》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78~2392页。 ]

这条流经中卢县南、邔县北入汉的疎水,显然具有地理座标意义,入汉处的疎口南侧即是邔邑(大堤城)所在。《通鉴》载“建中二年,梁崇义据襄州叛,“李其烈引军循汉而上,与诸道兵会,崇义遣其将翟晖、杜少诚逆战于蛮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疎口,又破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七 《唐纪四十三·德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303页。   ]遂克叛军于襄阳。可见迟至唐、宋,疎口之称仍在。而与《水经注》几乎同时的《荆州记》载中卢南十五里,东流入沔的是陵水,[盛弘之:《荆州记》“陵水”条,见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31页。 ]唐吴从政《襄沔记》载称洓水,其他诸类书、明清方志等地理著作多作涑水,[[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襄州》襄阳县“涑水”条引《襄沔记》,第2815页;[宋]李昉编:《太平御览》卷六十三《地部二十八》引《十道志》、《襄沔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99页;[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舆地考六·襄阳府》襄阳县原注,考2516上等。 ]所载名称不同的四条溪流的地理位置、流向、入汉口、风物、掌故完全相同。疎、涑、洓本为一字,是陵、疎、涑、洓四水应是同一条长期存在并具多个名称的当地名溪,不过,让其著名于世的原因并不是该溪有多大或多少历史,而是水中有一种陈桥驿先生解之为扬子鳄的奇异动物--水虎。[陈桥驿著:《水经注校证》卷二十八《沔水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49~651页。 ]然而,自明清以降,人们再也找不到或不能识别这条名溪。道光年间,当地名宿鲁桂元在其《鄢都采访记》中将宜城以北,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季节性小溪,推测为该水而不敢遽定,[同治《宜城县志》卷一《方舆志》山川“疎水”条。 ]让邔邑地望的确定更加悬疑倍增,其蹊跷待下揭分解。

二、中庐

(一)中庐地望考

辛先生亦定路卢津为汉水西岸城邑,但对其却地望未置一词。[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四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220页。    ]中庐又称中卢、伊庐,《里耶秦简(贰)》校读(三)提到中卢为乡,认为是汉中卢县的前身。《里程简》称路卢津,所指显然是秦汉六朝中庐县之汉江津渡(详后)。中卢源自卢戎,妫姓,[[清]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二《周语中·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8页。]是一个频见于史籍、卜辞和金文的古国,妇好墓出土的玉戈铭云“卢方(上剐下口)入戈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2期。 ],为殷时方伯,康丁时与殷的关系由好转坏,卢伯漅被康丁用作祭祀的人牲,或是促使卢最终成为《牧誓》中八个反纣盟邦之一的重要原因。《牧誓》提及参与共同伐纣的盟邦有“庸、蜀、羌、髳、微、纑、彭、濮”八国。卢本字作纑,乃可以为布的苎麻类植物,《货殖列传》载“山西饶材竹、榖、纑”。《集解》徐广曰:“纑,紵属,可以为布”。《索隠》称“纑,山中紵,可以为布。”表明纑是一个长于以苎麻类植物织布的族群。

关于卢的地望,史存三说: 

一、《集解》引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23页。 ]

二、《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卢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卢州、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23页。 ]《路史》“泸,卢戎也。古文作纑……每为庐,今襄之中庐。”[[宋]罗泌撰:《路史》卷二十九《国名纪六·古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3册,第384页。 ]

三、《左传·桓公十三年》载楚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杜预注:“卢戎,南蛮。”宋人几部地理名著皆明言卢戎为南蛮,地在襄阳之中庐县,如《太平寰宇记》载中庐位于襄州“西南五十八里……本汉中庐县,春秋庐戎之国”。[[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山南东道四》襄州“中卢县”条,第2818~2819页。 ]苏轼亦主此说,唯其将南蛮归入羌族,[[宋]苏轼撰:《书传》卷九《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4册,第571页。]滋体事大,或有所据,要皆自六朝以后学术界都将卢定在今襄阳南的中庐县。只有清王夫之将其误定在罗西的南漳、保康之间的鄢水谷地。[[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九《招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9页。 ]

前两说将《牧誓》八国地望定的过于分散广远,系以汉晋以后所见相关族群之地理分布与地名,来推定先秦以前相关族群的地理位置,难免迷离不䅲。第三说有史实依据,覈诸自然地理条件不悖情理,较为可取。近些年来,有学者对卢方的地望、迁徙与归属进行过复杂的分析考证,提出过不少新见,如将卢定在渭河支流、泾水上游之平凉县境,并证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周初潶伯墓的潶国即是卢国。[曹定云:《殷代的“卢方”--从殷墟“妇好”墓玉戈铭文论及灵台白草坡“潶白”墓》,《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2期、《中原文物》,1995年1期;卢继旻:《“卢方”的分布与迁徙》,《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0年1期。 ]平凉位于遥远的西北方,卢若从居地起兵参与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理应在周师出发时加入周军,不会与周军会师于其东进的征途中。卢是一个以纺织立族的国族,西北民族多著皮毛为衣,纺织实非所长。1986年出土于陕西安康西周中期的《史密簋》载卢方是一个与虎方相近,周王令大贵族师俗、史密率族人、厘师、齐师东征予以征讨的南夷国家。以此观之,卢方断不可能立国于泾河流域之平凉县境,白草坡出土器铭中的潶伯也不可能是卢伯。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记载,结合史密鼎铭文等资料推断,两周时期的卢戎国及此前的卢方,位于汉水中游、汉魏六朝之中卢县显得相对可信。对此,顾颉刚先生曾有过很好的梳理考证,认为庸在湖北竹山县,卢在湖北南漳县,彭在湖北谷城与房县,濮在湖北枝江县,蜀在汉中、南郑一带,皆在汉水流域。[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9页。]《牧誓》八国非关本文主旨,且其地望诸说纷呈,牵扯面广,在此姑不讨论。1997年发掘的襄城欧庙王树岗遗址,是迄今襄阳地区发现的仅有的两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之一,值得学术界关注。[王先福:《湖北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二里头文化灰坑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2年4期。]

桓公十三年(前699)年,卢、罗联军于宜城西南之罗川(鄢水)大败倾国之楚师,[杨伯峻撰:《春秋左传注·桓公十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138页。]实力不俗。周襄王十三年(前636),富辰举卢戎嫁女楚王导致亡国为典型事例,谏襄王吸取卢亡国教训,不要纳翟女为妻,免罹亡国之难,[[清]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二《周语中·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8页。 ]表明此前卢已亡国。文公十四年(613),卢戎帮楚庄王平定公子燮、公子子仪之乱[《春秋左传注·文公十四年》,第604~605页。],十六年协助楚、秦、巴联军灭庸[《春秋左传注·文公十六年》 ,第618页。]。无不显示卢确已亡国却未绝祀,为楚附庸。与《简册研究》记载不同的是,文献载秦于卢设伊庐县,若属实,当是秦末事。

关于中庐地望,《汉书·地理志》汉中郡“房陵”县条下,班固自注:“淮山,淮水所出,东至中庐入沔。”[《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第1596页。 ]《华阳国志·汉中郡》载房陵县“有维山,维水所出,东入泸。[刘琳著:《华阳国志校注》卷二《汉中郡》,刘氏将“入泸”错校为“入沔”, 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41页。]《续汉书·郡国志》汉中郡“房陵”县条下刘昭注引《巴汉志》:“有维山,维水所出,东入泸。”[《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志五》,第3506页注七引《巴汉志》。]将维水入沔称之为入泸,是沔水中卢段曾称泸江之证。庐、卢、泸一字,泸江得名于卢戎无疑。楚辞《招魂》云“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过往学者多以《汉志》庐江郡之庐江当之,[[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13页。]应劭有庐“故庐子国”之语[《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 ,第1569页注一。]。王夫之《楚辞集释》疑之,谓“庐江,旧以为出陵阳者,非是,襄汉之间有中庐水,疑即此水。”[[清]《楚辞通释》卷九《招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49页。]钱穆在其《释汉北汭涔阳》谓:“今考《汉志》,南郡有中卢县。”并明确指出庐江在南郡中卢境,庐江为《水经注》(见下引)之维(淮)川。[钱穆:《楚辞地名考》四《屈原放居汉北考》,氏著《古史地理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24页。]谭其骧先生亦主是说。[谭其骧:《与缪彦威论〈招魂〉庐江地望书》,氏著《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3-394页。]《水经注·沔水注》云:

  [经]又东过中庐县东,淮水自房陵县淮山东流注之。[注]:县,即春

秋庐戎之国也。县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其水东流一百四十里,径城南,

名曰“浴马港”。言初得此马,洗之于此,因以名之。亦云乘出沔次,浴

之,又曰“洗马既(厩)”,渡沔宿处名之曰“骑亭”。然候水诸蛮,北

遏是水,南壅维川,以周田溉,下流入沔。沔水东南流,迳黎丘故城西。[《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中》 ,第2386~2387页。]

是淮水又称维水(今人不审,竟讹为渭水),蛮人筑堰溉田段为维川而非泸江为维川,钱先生小疏。

路卢津应是文中的浴马港,对岸的“洗马既(厩)”是其组成部分,再前为具馆驿性质的“骑亭”,乃一东西向跨江大道。

地理位置如此明确、延续千年以上的路卢津(卢戎、中卢)就在邔乡(大堤城)北陆路十五里、水路二十里、孝子墓(位于襄阳城南20里,保存完好,襄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南、汉水西岸的淮水北岸,地面应遗留有丰富的文化遗存,然按图索骥的结果却是,中卢故址、淮水、骑亭以及六朝南蛮壅水溉田的维川等皆了无踪迹,不得不让人频生疑惑。

造成中卢地望几乎无解的原因是,当代当地的地理环境较明后期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打开当代各种地形图,结合现场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从襄阳余家湖之赵庄、新集至欧庙镇潼口、宜城小河东一线,具有明显的古河道痕迹,应是汉水故道,故道及其东现呈大面积沙洲形貌。近些年,于疑似汉江故道上配合基建开展的大量考古调查与文物勘探,没有发现明以前的遗址和墓葬,这在汉水西岸的襄宜平原上绝无仅有。显然,汉江曾有过改道,这无疑将导致今天的汉江及其支流淮水的入汉线路与上述《水经注》所载迥然有异,这才是我们一直无法找到中卢故址的因由。

  鲁西奇先生敏锐地发现“今欧庙以东的河曲是后来形成的,在《水经注》时代并不存在”,“推测汉水故道曾在今欧庙镇以西,王家庄、曹家湾、黄龙观、柳林桥、黄家桥、潼口、李家店一线,其流向与王家沟水大致相同”。 考定“汉江欧庙段的这次改道当发生在隆庆四年至天启六年间,亦即1570-1626年间”。[鲁西奇、潘晟著:《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2、30、31页。]鲁先生所见极是,今襄阳城南约25里的著名地名余家湖,现为宽阔的河旁台地,当是汉江改道后原河汊形成的湖泊,由于历年洪水所携淤沙的堆积,将湖淤平成为河旁台地,空有湖的称谓,其西南侧的柿庄发掘出过27座六朝墓葬,出土一座南朝画像砖大墓,[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报告待刊。 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考察纪行之六朝襄阳》,《湖南考古》2017年3月。]墓地东侧仍保留着“岗河沿”地名,老乡称畴昔的汉江河沿在此,余家湖之称于此获解。

在鲁西奇先生研究成果启示下,我们发现汉江故道西岸,渭水北侧,王树岗遗址西南8里,1957年首次文物普查时就已发现的邹湾遗址应是中卢故址。

  邹湾遗址南北长约1400、东西径宽约700米,南部台地高出地面约3米,断面可见米余厚的文化层,地表及断面散布有大量鬲、盆、豆、罐、筒、板瓦与瓦当等。 [王善才等:《襄阳、宜城几处东周遗址的调查》,《江汉考古》1980年2期。]1994年,邹湾遗址发掘过275平方米,文化层厚0.5~2.5米,时代为东周至两汉。下层清理出春秋中期灰坑3座,战国时期灰坑5座,水井1口,出土有鬲、甗、盆、豆、罐、钵及瓦当等陶器残片;上层的汉代遗迹基本被破坏,出土有石斧、磨石、铜镞、“货泉”及大量盆、豆、罐、瓮、钵及筒瓦、板瓦、网坠等 陶(器)片。[参见焦枝铁路襄樊考古队:《襄阳邹湾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7年4期。]围绕着邹湾遗址分布着王树岗、赵庄、曹湾、褚家湾、黄家桥、欧庙、吕家庙、龙家桥、邹岗、王家沟、东营等相关时期的遗址十余处,及烟子墩、东营、胡家岗、吴家岗、吴家岗、对子树、黎家湾、付岗、闻垴、梁家庄、王家咀、黄家桥等50余处相关时期的墓地。[参见襄樊市文物普查办公室等:《襄樊文物史迹普查实录·古遗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上册第134页,下册第74、77页;襄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等:《襄阳史迹扫描》,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页。张靖、付强:《湖北襄阳法龙付岗墓地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2年4期。  ]2014年2月,在邹湾遗址西北约800米的卸甲山村征集到铜鼎、缶各2件,盉、盘、器盖各1件,以及铜簠残片,时代为春秋中期,器物的形制、纹饰明显具有淮河流域出土同期同类器风格,与泸江流域两周时期的群舒或许真有某种内在联系。[陈千万等:《襄阳欧庙卸甲山出土春秋青铜器》,《江汉考古》2015年3期。]

邹湾遗址位于襄宜平原北缘、襄南群山南侧约10里、荆襄大道西侧、渭水北岸一大型台地上,东侧紧邻汉江故道,距现汉江约10里,近几十年才音讹自维水的渭水,自西向东漫流数十里后,于遗址西折向遗址南流过,径流区夷敞平衍,具“沼畦瀛”河川地貌,壅水川流,两侧万顷良田皆得灌溉,一幅“维川”镜像。

淮水现行至邹湾东南里许称潼口,该地别无他水,表明潼水只能是淮水的别称,而当下的潼口竟全无河口形貌,潼口以下仍称潼口河更不合常规。

潼口是荆襄道上明清文献屡见、并见载于《明会典》的著名水马驿站。[[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一百四十五《兵部十四·驿传》湖广·襄阳府,《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84页。]鲁希奇先生列举成书于隆庆四年的《天下水陆路程》由承天府(今钟祥)石城驿➩鱼料驿➩苏湖驿水路百二十里至潼口,复水路百二十里至襄阳府汉江驿,及南京至西安水路之汉江水路经潼口,及万历《襄阳府志》文苑载两首前人诗言襄阳水路至潼口等多条文献加以力证。[《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30、31页。 ]汉江改道前,名诗人边贡(1476~1532)两首、名宦严嵩(1480~1567)一首诗也都提及该驿。潼口当是潼水入汉之口,与疎水入汉处称疏口雷同,符合国人尤其是当地人的命名习惯。边诗《自潼口入襄阳道中值雨复霁》云:“遥遥村舍起孤烟,暧暧斜光落暮川。行处只疑身入画,别来应有梦相牵。沙边古柳双栖鹭,石上轻蓑一钓船。趋府不愁江路黑,碧山萝月已娟娟。”[[明]边贡著:《边华泉集》卷六《诗集》“七言绝句”,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330页。 ]一幅落日余晖下的优美江旁古渡画卷历历入目,“趋府不愁江路黑”坐实驿站前通往襄阳府的官路毗邻汉江,而当下汉江在潼口以东约10里处。严诗《次襄阳》之“旅客竞寻潼口住,钓船闲傍鹿门归”[[清]曹学佺著:《石仓历代诗选》卷四百八十一《严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93册,第589页。],渲染旅客竞相从潼口泛舟经鹿门至襄阳行程之惬意浪漫。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笔者的潼口得名原因顿解。明清潼口驿不正是《水经注》所载浴马港与骑亭(驿)所在吗?其位置相袭千年未变(可能略向东移至大路旁),屡屡变化的不过是水的称谓。随着汉江改道日久,这一著名古国、古县、古驿故址才日渐湮没。

汉江改道后,淮水自潼口以下改由汉江故道(潼口河)东南行至今宜城市小河口(镇)东南的东小营村北入汉,其间汇入中卢南的疎(陵、涑、洓)水入汉处就是疎口、邔乡津所在,这里离邹湾遗址陆路距离约10里,水路约15里,与《简册研究》所记里程大致相符。

由于此前不明汉水在欧庙段有过如此改道,持邹湾遗址为汉晋邔县故址的学者不在少数,其理据不足显而易见。姑不论本文上面的一番考证,单以邹湾遗址若为邔乡遗址,则位居其北、影响更大、延续时间更长的中卢在地理上基本没有摆布空间,亦找不出一条稍微像样点的溪流以当文献中和维水,其说不审甚明。

明了汉水有过如此改道以后,邔邑的地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汉江改道后,原本位居疎水入汉河曲侧的邔邑,一变成为汉水的反弓侧,承受着江水的不断冲激,导致沿江堤岸不断崩塌,上世纪三十年代仍保存完好的小河口城堡(非大堤城,当系清代为防白莲教而建),到上世纪五十年末已不复存在,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汉江小河段主航道向东摆动里余,这一崩岸现象方告止息,潼口河随即向东南顺延数里,二者间的夹角形成长十余里、宽数里的河漫滩(现滩上遍植速生林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开垦出大片稻田),将小河口(镇)与汉江完全隔开(图一),文献所载“邔无东”的地理景观不复存在,学术界遂茫然不知邔邑地望所在。揭开此重重迷雾之后,藉仍存在于原地的小河镇(向西北略有迁移)及其周围发现的大量先秦至六朝时的遗址与墓葬,邔邑的地望我们大致可以锁定在现小河镇东偏南的汉江中,赵庆淼、黄盛璋二位先生的考证大抵不差。

  邔邑故址虽不可见,但围绕在其西侧的遗址与墓地则星罗棋布,有朱家湾、龚家湾、白鹤咀、韩家塝、新营遗址、烟子堆遗址、丁家冲、榨树堰等相关时期的遗址近十处,及明正店、陈家岗、曹家楼、东楼子屋、豪沟圈、龚家湾等相关时期的墓群数十处,还有地面仍存有高大封土的三圆冢、金鸡冢、黄宪冢、观星冢诸大冢。府志载宜城“县北至潼口大塚七十有二,传皆汉唐以来将相名臣之墓”。[万历《襄阳府志》卷三十一《陵墓》宜城“七十二冢”条,第211册,第412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配合荆襄道扩建,于小河口至宜城段发掘汉晋墓数十座是这一记载的最好注脚。这些都为邔邑的存在提供了有力支撑。

令人沮丧的是,笔者怀揣着上世纪三十和五十年代及当代的地形图先后4次,最后一次并邀宜城博物馆副馆长熊兆发一道仔细踏访现场,均未明白无误地找到文献中的疎水及疎口,姑以小河(口)镇南、清鲁桂元所言之沟口(水)当之。[参见光绪《宜城县志》卷一《方舆志》“疎口”条;光绪《襄阳府志》 “宜城县舆图”小河口镇南有大桥湾村与沟口。]潼口河为当地的一条大河,当地志书与民间解说小河即潼口河恐非是。沟口(水)从大桥湾东注汉水,对岸为与晋征南大将

军羊祜出镇襄阳间活动有关的洋祜汊,沟口仍存在于小河镇南,沟口、小河口应是疎口的异称,覈诸地理境观合若符节。

六朝至唐宋具地标性质的疏水,为何在此后不见于记载,北宋郑獬撰《襄州宜城县木渠记》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一迷团:

  木渠,襄沔旧记所谓木里沟者也。出于中庐之西山,拥漹水走东南四十

五里,径宜城之东北而入于沔。后汉王宠守南郡,复凿蛮水与之合,于是溉

田六千余顷。至曹魏时夷王梅敷弟兄于其地聚民万余家据而食之,谓之柤

中。……治平二年(1065)淝川朱君为宜城令,治邑之明年,按渠之故道,

欲再凿之。……不三月而数百岁已坏之迹,俄而复完矣。

  其功盖起于灵堤之北,筑巨堰鄣渠而东行,蛮、焉二水循循而并来,南

贯于长渠,东彻清泥间,附渠之两涘,通旧陂四十九,渺然相属如联鉴,高

畜下泄,其所治田与王宠时数相若也,余泽之所及,浸滛中庐南漳二邑

之远。[[宋]郑獬:《郧溪集》卷十五《修宜城木渠记》,《湖北先正遗书》集部,沔阳卢氏慎始斋据蒲圻张氏无倦斋本影印本。]

这条引中庐西山水的灌溉渠,向东南行四十五里于宜城东北入汉,东汉时南郡太守王宠又凿渠与其南面的蛮水连通,将灌溉面积提升至六千顷。郑獬从南漳武镇灵渠堰修筑巨大堤坝将蛮、焉二水引入木里沟,两侧支渠连通四十九处陂堰,工程更大,灌溉范围涉及宜城以外的南漳和(古)中庐,疏水径流位置和方向与木里沟几乎一致,疏水或被引入木渠,甚或是木里沟的一部分,加之后世又屡经修浚,特别是建国以后对其相邻之长渠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延伸扩建(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木渠成为长渠灌溉体系的组成部分,终致疏水遗踪难觅。光绪二十七年田宗汉所撰《汉水说略》虽然过如晚近,但仍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他谓:

 汉水至小河口入宜城县界,潼水西北来注焉。又南流二里,东迳匡家湾,

又南流二里,又南少东四里,至大桥湾,疏水曲折西来注焉。

潼水出南漳县北七里山南麓。疏水出南漳县东北白虎山,东南流为孙家河,

又东流入县西北境,又东南分支经七里沟为木渠,疏水又曲流东流,来源约四十里来注。[[清]田宗汉著,柳燕、彭芸芸整理:《湖北汉水图说·汉水说略》,中国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长江卷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

所定疏水的发源、流向、里距、入汉口与木渠及本文所考相合,值得参考。                                                                                                                                                                                                                                                                                                                                                                                                                                                                                                                                                                                                                                                                                                                                                                                                                                                                                                                                                                                                                                                                                                                                                                                                                                                                                                                                                                                                                                                                                                                                                                                                                                                  

(二)南漳旧县铺、中卢镇不是先秦卢戎、秦汉六朝中卢地望所在

清以来,诸多名家如顾祖禹[[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湖广五》襄阳府·南漳县“中庐城”条,第3716页。 ]、顾栋高[[清]顾栋高著,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卷六下《襄阳府》,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83页。]、顾颉刚[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牧誓八国》,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9页。]、陈槃[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百伍拾“卢戎”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三订本,    第947~951页。]等都误将古卢戎及六朝以前中庐县的地望定在今南漳县,有县东北五十里旧县铺和县东五十里中卢镇两说。

1、旧县铺说

旧县铺位于南漳县东北50里、襄阳至南漳正中间位置之襄南公路南侧,方志载是一个明清时铺递。旧县铺说乃清以来的流行说法,2006年,当地政府将之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立醒目“卢戎古国”大字碑其上,并将其南侧一小型水库--三八水库更名为卢戎湖,助旧县铺更呈主流说之势。

旧县铺在邹湾遗址西略偏南约30里、维水上游一小汊流上,峡小的水源明显不敷诸侯国都及汉晋县(侯国)治之用。其地偏离传统的荆襄大道和汉水约30里,四周地势夷敞,无所凭藉,与《楚辞》、《水经注》、《简册研究》明确记载的地理位置与镜像不符,建国以来的三次文物普查及笔者多次实地踏勘,均未发现相关文化遗迹。鉴此,皆不具备卢戎古国及后世名邑的基本要件,其不经之处尚多,于此毋庸赘论。所幸,相关文献资料也揭示出清以来学术界致误的原委。

《汉书·地理志》中庐县下颜师古注:

  在襄阳县南,今犹有次庐村,以隋室讳忠,故改忠为次。[《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第1567页。。 ]

《括地志》襄州“义清县”条载:

  中庐在今县义清北二十里,本春秋庐戎之国也。秦时谓之伊庐,汉为

中庐县。[[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四《襄州》,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8页。  ]

《元和郡县志》襄州“义清县”条载:

  东北至州五十八里,本汉中庐县地也。西魏于此置义清县,后因之。

中庐故县,在今县北二十里,本春秋庐戎之国,秦时谓之伊庐。[《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一《山南道二·襄阳节度使》襄州“义清县”条,第530页。 ]

《宋史》卷九十四《地理一》:中庐,隋义清县,太平兴国元年改,绍兴

五年省入南漳。[《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四·白河》,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45页。 ]

《舆地广记·京西南路》“中庐县”条载:

  故庐戎国,二汉为中庐县,属南郡。晋属襄阳,其后废焉。梁置穰县,

西魏改为义清,属归义郡,后周废。隋属襄阳郡,唐属襄州。皇朝太平兴

国元年复改为中庐。[[宋]欧阳忞原著,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卷八《京西南路》,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1页。 ]

《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四》襄州“中庐县”条载:

  (州)西南五十八里,旧六乡,今三乡。本汉中庐县地,春秋庐戎

之国,南齐于此立义清县,属义安郡。唐贞观二年,自今县东北三十里,

移于今所,在州西五十三里,复为中庐县。[《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山南东道四 》,第2818-2819页。 ]    

五条文献相勘,知汉魏六朝中庐县源自庐戎古国,汉时治所在襄阳县南。西魏并入义清县,《齐书》《梁书》襄阳皆有中卢县,《舆地广记》谓梁置穰县、《太平寰宇记》谓南齐立义清县皆误。中庐故治在迁址后的义清县北二十里,则西魏至唐初之义清县治必在故中卢南二十里、襄阳南五十八里,中庐约在襄阳南三十八里,与邹湾的地理位置大致相符。《寰宇记》言贞观二年(628)义清县治向西南移徙三十里至襄州西五十三里,诚如此则义清县不在南漳辖域内,方位明显有误。《元和志》言西南五十八里方是,缩减的三乡(含故治)应于此次政区变动中一并划入襄阳县,一举解决了襄阳县辖域太小(纵横不足五十里)的问题。太平兴国元年(976),义清县恢复中庐之称,然此中庐县已非彼中庐县,此中庐县绍兴五年(1135)又被并入南漳县,长达五百余年的义清县和秦至六朝中庐县遂不复存在,其故址失载失考,不知当地政府将其定于旧县铺依据为何?若以旧县地名及其所处地理位置推之,尚不算离谱,但以之当先秦至六朝之卢戎与中庐显然有讳史实。

2、县东五十里中卢镇说

  《大明一统志》载:“中庐城在府城南,汉为县,东汉时为侯国,隋改曰次卢,宋省入南漳县,今城址在南漳县东五十里。”[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六十《襄阳府》古迹“中庐城”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第920页。]是否是《大明一统志》将县东北误为县东呢?显然不是,因为,天顺《襄阳郡志》、万历《襄阳府志》、顺治《襄阳府志》等志书皆言中卢镇在县东,即《大明一统志》之“今城址”。[万历《襄阳府志》卷十六《村镇》“中卢镇”条,卷三十“古迹”南漳“中卢城”条,第211册,341页;顺治《襄阳府志》卷五《古迹》南漳县“中卢城”条;同治《南漳县志》卷五《古迹》集抄“中卢城”条。]天顺《襄阳郡志》坊廓乡镇“中卢镇”条更明确称其在县东五十里之“漳河之畔,即古中庐县。今水啮不存”。[[明]张恒编集:天顺《襄阳郡志》卷一《建置沿革》坊廓乡镇“中卢镇”条。 ]漳河明系蛮河之误,县东五十里皆与前说县东北五十里牴牾。天顺《襄阳郡志》沿革“南漳县”条文字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一迷团,谓:“汉置临沮县,属南郡。晋因之,属襄阳郡。隋改为南漳县……后改为中庐镇,又复为县。绍兴二十七年,县治为水冲蚀,徙今治所。”[天顺《襄阳郡志》卷一《建制沿革》“南漳县”条。 ]可见,绍兴五年中卢并入南漳时南漳县的治所在今县东五十里,可能是为保留合并后中卢县的信息而将故县治改称中卢镇。二十二年后,中卢镇为蛮河冲蚀才西迁至五十里的今址。同治重修《南漳县志》卷五“古迹”栏中同列“中卢故城”“中卢城”两条,称前者“在襄阳西南,古卢戎地”,后者在“县东五十里”,不难判定,位居清凉河与蛮河交汇处、南漳县东约五十里的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沮城遗址乃后者故址所在。

综上考可知,政区变动,治所迁移,名称反复,汉江改道等是导致先秦至六朝卢戎(中庐)故址几乎完全湮没无闻的主因,后世学者在没有辨析南漳说真伪的前提下,误将卢戎(中庐)定在东五十里的“中庐镇”还是县东北五十里的“中庐城”已无关要旨。

(三)、候水诸蛮、路卢试解

《简册研究》(04-218)简称中卢“鄢路卢津”,(04-217)简称“路卢津”,表明“鄢”与“路卢”为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地名,“鄢”指秦之鄢县,“路卢”为其辖地。

“路卢”失解,汉以来,文献记载中卢聚居着大量骆越人,“路卢”或源自骆越与卢戎。《太平寰宇记》:     

 《州郡志》云,襄阳本汉为中卢县地。汉初,徙骆越之人居之。   

谓襄阳县在汉代尚未建制,是中卢辖地,若属实,当系前述元鼎元年至成帝延、绥年间襄阳县设立前事。至于说中卢居住着汉初从外地迁入的大量骆越人则于史有征。《汉书·臧宫传》载建武十一年(35),汉辅威将军臧宫率军沿荆襄大道南下,增援正与蜀公孙述大将田戎、任满苦战于荆门、虎牙(今宜昌东)的征南大将军岑彭军。当臧宫“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拒于荆门,彭等战数不利,越人谋畔从蜀。宫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营。宫陈兵大会,击牛酾酒,飨赐慰纳之,越人由是遂安。”[《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 ,第693页。]居于中卢的骆越人,准备投靠正与汉军在宜昌东激战的蜀军,其结果或将对战争的胜负起重要作用,率军路过的汉辅威将军臧宫尚不足以应对,足见其时聚居于中卢的骆越人人多势大,居地或从中卢、柤中延至沮漳二水(今南漳大部及远安一带)中上游之河谷山地,西南或与荆门、虎牙相接或相去不。李贤注:“中卢,县名,属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阳县南,盖骆越人徙于此,因以为名。”[《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第693页。]卢戎至迟两周时即已存在于此,李氏竟然言中卢得名于骆越,二者间料有相当的关联。

骆越亦称雒越、骆、越、路、扬越等,学界通常认为《逸周书·王会》“路人大竹”之路人是骆人。《经典释文》:“簵音路”。[[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卷三《尚书音义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2册,第407页。]路、簬、骆相通,《别雅》:“路、辂、骆皆谐,各声读去则为路、辂,读入则为骆,其声本通,故字亦互用。”[[清]吴玉搢撰:《别雅》卷四“路、露、骆、辂”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2册,第717页。]《吕氏春秋》谓:“越骆之箘。”[[清]许维遹著:《吕氏春秋集释》卷十四《本味》 ,北京:中国书店,2009年,第12页。]《禹贡》记荆州之贡有“箘、簬、楛”。[慕平译注:《尚书·禹贡》,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第60页。]箘、簬为美竹,楛为名木,均是产于云梦的上品箭干材料,路卢得名于骆越与卢戎貌似有征焉。

《襄阳耆旧记》载:“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柤中。”[黄惠贤著:《襄阳耆旧记校补》第四卷《城邑》“柤中”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9页。 ]位于柤中中心地区的上黄县,系“晋武帝平吴,割临沮之北乡,中庐之南乡立”[《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中》 ,第2393页。 ],宋孝武帝将其划归前述蓝田郡管辖,可能与其居民大多同为异族有关。鄢为楚都之一,其名来自鄢水,鄢水六朝时又称夷水、蛮水。《水经注·沔水》(经):“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注):“夷水,蛮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中》 ,第2392~2393页。]夷水也好,蛮水也罢,明显都是以居于该水两侧的蛮夷--骆越人而命名,水名的变化多少吐露了一些骆越人大规模移居此地的大致时间。

梅姓越人系出自越王室之越族大姓。秦末,项梁兵起江东,鄱县令吴芮响应,让别将梅鋗将百越兵沿荆襄道北上南阳,于湖阳(古蓼国地)会合沛公,从其攻降析、郦,破秦,项王和沛公皆以其功封十万户。[参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6页;卷八《高祖本纪》,第360、380页。 ]

三国时,梅姓是东吴大族,史载“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第463页。]孙权曾三次遣精兵深入柤中,企图占领该地,从此偷袭或仰攻襄阳,并与魏争夺沔南民口。《资治通鉴》载正始二年(241),诸葛瑾攻柤中,司马懿以“柤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资治通鉴》卷七十四《魏纪六·邵陵厉公正始二年》,第2351页。]建议将沔南民众留居沔北,曹爽不听,后果为东吴所乘。[《晋书》卷一《高祖宣帝纪》,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6页。 ]《三国志·陆逊传》载“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来附逊”。[《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第1351页。]《吴主传》载建安二十五年(220),“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酇、筑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五千家来附”。[《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主传第二》,第1121页。]梅颐投吴的五千家中骆越人一定不少,这固然与长驻上游陆逊的感召力有关,与梅氏故里在东吴治下,长江上游东吴所辖之夷陵、临沮、当阳等地可能居住或邻近着同宗越人亦当大有干系。总之,屯于柤中的梅敷兄弟万余家夷人是骆越人无疑,经数百年蕃息,人口必定大增,前述《水经注》载聚居于中卢的蛮族大多是骆越或骆越裔自不待言,司马懿所言之“柤中十万民夷”中的骆越人亦不会少。

  南朝时,雍州是蛮族繁聚之区,朝廷不得不设置与州府并行的南蛮府(治襄阳)以专理蛮务。《南齐书》载南蛮府辖二十四郡六十六县,大堤、中卢地区蛮族为其麇集之地。《宋书·沈庆之传》载:“世祖以本号为雍州,随府西上,时蛮寇大甚,水陆梗碍,世祖停大隄,不得进,分军遣庆之掩讨,大破之,降者二万口。世祖至镇,而驿道蛮反,杀深式,遣庆之又讨之。”[《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第1997页。 ]这些蛮族中的骆越或骆越裔占比料不会低。

“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清]许维遹著《吕氏春秋集释》卷二十《恃君览第八》,第2页。]交趾至会䅲的广大南方地区为越族传统居地,有百越之称。《东越列传》谓汉武帝在降服东越后,“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第2984页。 ]中庐之骆越人是否为此次徙入固不得知,其迁入时间亦与《州郡志》所载的汉初有所差距。而且,中庐地区的骆越人是否皆由汉初从外地迁入实有不少可质疑之处。《楚世家》载:“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索隐》云杨粤“有本作杨雩,谯周作杨越。”“杨粤或即春秋之锡穴,[参阅叶植:《试论楚熊渠称王事所涉及到的几个历史地望问题》,《楚文化论集》第4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庸在今湖北房县,鄂在湖北随州西,皆在汉水中游。又载周王朝赐胙强大的楚成王,让其“镇尔南方夷越之乱”[《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1697页。 ]。从春秋中后期起,楚与长江中游的越族尤其是下游的越国的拓展与联系倍增可能与楚得此“御旨”有关。共王“抚征南海”,[《春秋左传注·襄公十四年》,第1002页。 ]吴起“南平百越”,“南收扬越”[《史记》卷六十五《吴起列传》,第2168页;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第2423页。 ]皆是其体现。王翦“竟平荆地为郡县,而征百越之君。”[《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2341页。 ]越与楚关系大焉。对越族资料作过一番深入系统梳理研究的罗泌说:“余读地书《王会解》等,知所谓百越矣,是芈姓之越也。至于会稽之越,伯禹之苖,又不在是。若夫中卢之骆,卫地之越,则又昔之进于中华者”。[[宋]罗泌撰:《路史》卷二十六《国名纪三·高阳氏后·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3册,第299页。]战国晚期灭越,将越地改置江东郡,若再联系荆襄地区出土的大量越器,尤其是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勾剑一批越国精品重器的出土,中庐骆越人的源流是否尚有进一步的探讨空间与待揭迷团,实值得学术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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