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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时期襄阳文化变迁研究 (上)

时间:2020-06-16    点击: 次    来源: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    作者:靳进 - 小 + 大

[摘要]:汉魏时期是襄阳文化重构和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襄阳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吸引了汉朝宗室舂陵侯刘仁举族北迁至此定居,光武帝刘秀据此而建立东汉王朝,他的一系列政策又促进了襄阳经济文化的发展,襄阳因此而兴,到汉末刘表时期达到一个辉煌的顶峰。三国时期战争频繁,襄阳成为南北相争的战略据点,改变了襄阳文化发展的方向,赋予了新的内容,丰富了襄阳文化的内涵。汉魏时期是今天襄阳文化的重要奠基时期,襄阳文化的基本特征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关键词]:襄阳;汉魏时期;文化特征;变迁

襄阳北至南阳,西出武关,南达江陵,东行云梦以达江浙,是控扼天下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襄宜平原土地肥美,具备良好的农业发展条件,是先秦楚文化的重要核心区域,鄢郢(今襄阳宜城)曾作为楚国都城,襄阳东津和北津是楚国北进和东出的重要码头和基地。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伐楚,在进攻鄢郢的战役中,白起从西山引夷水(今蛮河)水淹鄢郢,据《水经注》记载,仅死亡人数就达数十万,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损失,使襄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至汉代,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儒家思想文化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开始了对地方思想文化体系的重塑。在汉代,襄阳汉江以北地区属南阳郡管辖,随着南阳儒学的兴起和东汉王朝的建立,襄阳地方思想文化体系得以重建,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和发展。汉末,北方大乱,大量士人和流民移居荆州,加上刘表治理荆州的绩效,使襄阳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得到极大发展,在文化上更俨然是全国学术文化中心,在此形成的荆州学派影响深远。至曹操南下攻占襄阳,以及江东孙吴的崛起,襄阳成为南北政权对峙的重要军事重镇,失去了发展文化的环境。频繁的军事冲突,使代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世文化成为襄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西汉时期襄阳文化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的发展,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王符曰:“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景君明经年不出户庭,得锐精其学而显昭其业者,家富也。”前人也认识到了经济水平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汉朝建立以后,长期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地方官吏注意土地的开垦和人口的增殖,襄阳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逐渐发展起来。据《汉书·循吏传》载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时,教化百姓,兴修水利,躬劝耕农,使南阳郡富足:

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今天襄阳汉江以北地区大部分属于当时的南阳郡,可知召信臣治理南阳,使包括襄阳北部地区在内的南阳郡在经济和文化上得到巨大的改变。

同时,汉江以南的襄阳地区在汉代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水经注》载:

夷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堨去城一百许里,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陂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后人因其渠流,以结陂田。城西陂谓之新陂,覆地数十顷。西北又为土门陂,从平路渠以北,木兰桥以南,西极土门山,东跨大道,水流周通。……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诸田。余水又下入木里沟,木里沟是汉南郡太守王宠所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顷。白起渠溉三千顷,膏良肥美,更为沃壤也。

据此记载,襄宜平原水源丰沛,土壤肥沃,利用白起水淹鄢郢时开凿的水渠,开垦陂田,促使农业得到快速发展。而地方郡守在这个过程中积极作为,在促进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上文所引的南郡太守王宠。可以推测,汉代襄阳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已开始呈现繁荣的局面,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思想、文化和教育逐渐为儒学所垄断,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以教授儒学为目的的中央太学和地方郡学,创建了新型的官学教育体系,研习儒学成为知识精英为官治学的根本。如皮锡瑞所言:“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义,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西汉晚期的元帝和成帝时期,儒家思想文化体系已在全国各地占据主流地位,南阳儒学也逐渐兴盛起来。京师长安是儒学名家云集之地,为访求名师,四方学子纷纷奔赴长安求学,南阳也有许多学子游学长安,在两汉交替之际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经学研习群体,如:

(刘秀)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

    (朱岑)初,光武与晖父俱学长安,有旧故。(《后汉书·朱晖传》)

    (刘嘉)与刘伯升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后汉书·刘嘉传》)

    (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后汉书·邓禹传》)

    (朱祐)初学长安。(《后汉书·朱祐传》)

    (刘隆)学于长安。(《后汉书·刘隆传》)

    (卓茂)元帝时学于长安,率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后汉书·卓茂传》)

    (阴识)游学长安。(《后汉书·阴识传》)

    (郭丹)后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既至京师,常为都讲,诸儒咸敬重之。(《后汉书·郭丹传》)

(张堪)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后汉书·张堪传》)

可以看出,西汉末年,南阳士子往长安求学已蔚然成风,还出现了郭丹和张堪这样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人才,为东汉时期南阳儒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代南阳和襄阳密不可分,南阳儒学的发展必然推进到了襄阳地区。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西汉晚期舂陵侯刘仁从南方举家迁至南阳蔡阳白水乡(今襄阳枣阳),影响也最深远。据《后汉书》记载:“(舂陵侯)仁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钜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刘氏宗室本身文化素养较高,又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刘秀、刘縯、刘嘉等人都曾游学长安,刘秀还专门学习《尚书》。舂陵侯全家北迁枣阳奠定了东汉时期南阳和襄阳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东汉时期襄阳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东汉时期的襄阳拥有帝乡的优势,环境优渥。文化上深受南阳儒学的影响,同时基层民众还保存先秦楚文化的流风余韵,孕育出《楚辞章句》这样的名著。同时,豪门贵族聚集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引领社会风尚的文化基因,如表征名士风流的习家池和隐逸弃世的鹿门山。



(一)、光武帝刘秀对襄阳文化发展的影响

两汉之际,蔡阳白水乡(今襄阳枣阳)的刘氏宗族利用襄阳及南阳地区良好的环境,发展宗族势力。刘秀在混乱局势中,趁势而起,建立东汉王朝,实现“光武中兴”。刘秀对故乡充满了深厚的情感,在称帝后,“改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丰沛,无有所豫。”提高舂陵的政治地位,减轻其经济负担,为章陵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且多次回到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祠园庙,因置酒旧宅,大会故人父老。”建武十一年,“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建武十七年,“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儿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上:‘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这一次刘秀回乡因废郭后而立南阳出生的阴后,其意义与往年不同。不难理解,处理这种国事和家事合一的大事,有回章陵告慰宗庙的意义。回到章陵,祭拜祖先,心里才会安宁,故乡才是其灵魂的最终归属,才会带着宗属一起回章陵,为东汉宗室建造祠堂。建武十九年,“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舂陵节侯以下四世于章陵。”把东汉的宗庙立在了章陵。故刘秀之后的诸帝,几乎都有回章陵祭拜的传统。张衡称赞曰:“近则考侯思故,匪居匪宁。秽长沙之无乐,历江湘而北征。曜朱光于白水,会九世而飞荣。察兹邦之神伟,启天心而寤灵。……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乱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又称其为“龙飞白水,凤翔参墟”。可见章陵在东汉时期的特殊地位,在东汉皇室心中,章陵及南阳郡的地位是神圣的。

随着东汉王朝的建立,跟随刘秀起兵征战的南阳宗室、外戚、功臣聚集于此,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世代相袭,成为地方上的大族巨姓。而刘秀不愿功臣参与政事,只想以高爵厚䘵养之。因此这些家族都寄托于学术,既免除了皇帝的猜忌,又掌握于儒家学术,获得了另外一种进入仕途的方式,延续家族发展的后劲,保证了家族的长期繁荣。《后汉书·邓禹传》:“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郞、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南阳邓氏家族之显赫可见一般。其他如李通,封固始侯,传至五代;岑彭,谥壮侯,传至六代;贾复,封胶东侯,三子封侯,传国至汉终;吴汉,封广平侯,家族封侯者五国;刘崇,封安众侯,世代相传。马武、卓茂、任光、马成、朱祐、陈俊等皆封侯,子孙世袭爵位。东汉外戚中阴氏、邓氏、何氏也来自南阳,也拥有庞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南阳郡(包括今天襄阳汉江以北地区)的商人、儒生、小吏、地方豪强随刘秀起兵,攀龙附凤,终至平步青云,成为地方大姓冠族,进而占据文化教育上的优势地位,促进了南阳学术的发展,造就了世代累积的诗书之家。南阳豪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保证了其家族子弟安心从师受教,为专心学术研究提供了发良好的环境。而南阳郡众多贵族勋臣的存在,大大提升了南阳郡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在全国的学术地位。


(二) 、南阳儒学的发展

在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教育环境下,培养了一些儒学造诣精深的鸿儒,使东汉时期南阳学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有:

洼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也。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稍迁,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义研深,《易》家宗之,称为大儒。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时南阳魏满,字叔牙,亦习《京氏易》,教授。

其他还有鲁阳人樊英:

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叶县人高凤:

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于西唐山中。

宛人赵康:

时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

宛人李休:

休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群纬,钩深极奥,究览圣旨。居则玩其辞,动则察其变。云物不显,必考其占,故能独见前识,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难,疑义错谬,前人所希论,后学所不览,休尽剖判,剥散幽暗,靡不昭烂。犹发愤于目所不睹,体所不闲,遂登东岳,观百王遗风,习容阙里,以协礼衷。退而讲诲,童冠仰焉,僔僔如也。

以上南阳大儒皆学有专精,或为通儒,如洼丹通《易》,而尹敏善《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以其所学教之弟子,而弟子众多,数量动则数百千人,使得南阳学术呈现繁荣的景象。

南阳学术偏重对《易》和《尚书》的研究,贾复、儒学大师洼丹都潜心研究《易》,而洼丹被为洼君通,在《易》学研究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刘秀本人游学长安,习《尚书》,而宗氏世传《欧阳尚书》,邓弘“少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诸儒归之”;南阳学术中吸纳了阴阳、道、法诸家思想及术数方技知识。李守“好星历谶记”,卓茂“习《诗》、《礼》及历算”, 樊英“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而张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并有《玄图》、《太玄经注》等著作,并把之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汉书·朱穆传》就记载朱穆借阴阳灾异学说劝谏梁冀广求贤能,斥远佞恶,梁冀被其打动;南阳士人好谶纬之学。李通听闻“刘氏复兴,李氏为辅” 之谶而追随刘秀起兵,南阳穰人蔡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后汉书·方士列传》载东汉时期这一学术风尚时说:“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恒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连光武帝刘秀这谶纬之言也深信不疑,统治者的喜好,推动了争学图谶之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南阳学士中,樊英在谶纬学方面的成就显著,“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另外,据研究,至1990年,南阳画像馆收藏的汉代画像石中,谶纬迷信类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发掘的东汉南阳汉墓中,谶纬迷信类画像砖占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反映出东汉南阳地区盛行谶纬迷信思想。

东汉时期的南阳郡管辖了今天襄阳地区的近半地域,且章陵是帝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居于核心地位,可以认为南阳郡儒学的发展也反映着儒家思想文化在襄阳的推广状况。


(三)、东汉时期的襄阳文化

在南阳儒学的影响下,东汉时期的襄阳文化中,儒家思想文化已居主导地位。在南郡宜城(今襄阳宜城)人王逸所著的《楚辞章句》中,在为《楚辞》作注解时,完全按照汉代经学家解经的体例,依经立义,以义言《骚》, 遵循《毛诗》的体例对《楚辞》进行了详细的训释,为《楚辞》寻找经学的理论依据,将其纳入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王逸用汉代儒家经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楚辞》,将另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文学作品儒学化。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汉代襄阳地区的社会精英中,思想儒学化和学术经学化已是人们非常自觉的选择。在思想学术文化上深受南阳儒学的影响,对汉末荆州学派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司马徽通《左传》《易经》,好谶纬之学,识时务,擅长人伦鉴识,崇尚道家思想;庞德公同样识时务,擅长人伦鉴识,崇尚道家思想。他们在思想学术上与南阳的紧密关系可见一般,即便不是继承关系,也是深受影响。

不过,在《楚辞章句》中,王逸生于楚地,熟悉楚地的方言习俗,在为《楚辞》作章句时有许多对楚地方言的解释,如:

《离骚》:“朝寨砒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章句:“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九歌·云中君》:“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章句:“灵,巫也。楚人名巫为灵子。”

《九章·惜诵》:“行不群以巅越兮,又众兆之所哈。”章句:“哈,笑也。楚人谓相惆笑曰哈。”

《招魂》:“露鸡腥端,厉而不爽些。”章句:“爽,败也。楚人名羹败曰爽。”

“王逸从当代楚方言出发对《楚辞》中的楚语所作的研究,不仅对《楚辞》时代的楚语,而且对东汉时代的楚方言都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楚辞章句》是研究楚方言的珍贵资料,也是后人能准确理解《楚辞》的重要基础,可推测在基层民众中,先秦楚文化的流风余韵并没有消失,在风俗习惯、信仰、语言等方面都还有相当大程度的保存。

在整个东汉时期,襄阳地区因是帝乡,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特殊的地位,加上西汉以来长期的积淀,所以发展迅速,改变了秦国攻占楚地以后形成的沉寂局面。至东汉后期在襄阳至宜城之间的汉江岸边形成了豪族聚集的“冠盖里”盛景。《水经注》载:

    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诸田。余水又下入木里沟,木里沟是汉南郡太守王宠所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顷。白起渠溉三千顷,膏良肥美,更为沃壤也。县有太山,山下有庙,汉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乡长数十人,朱轩华盖,同会于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雅叹其盛,号为冠盖里,而刻石铭之。

据《襄阳耆旧记》:

    汉末,尝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两侍中、〔一黄门侍郎、三尚书、六刺史〕,朱轩高盖会山下,因名冠盖山,里曰冠盖里。

据黄惠贤考证,冠盖里盛况出现的时间在汉灵帝末。尽管有东汉时期襄阳地方豪族势力经济膨胀,通过买卖捐官获得官阶爵享,满足其政治欲望的嫌疑。但不可否认,汉末襄阳经济繁荣、文化初兴,开始成为士族、名士聚集之地。本地豪族崛起,包括蔡氏、蒯氏、庞氏、马氏、习氏、罗氏、向氏等家族在荆州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着荆州甚至全国政治局势的发展,这是汉魏之际襄阳兴起的重要基础。同时也给其后裔提供了激励磨炼的机会,进而在政治上施展个人抱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最终这些豪族子弟追随刘备入川,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和三国鼎立局势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襄阳文化史上的两个丰碑——习家池和鹿门山

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在刘秀各种政策的推动下,襄阳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豪族形成,学术长足进步,为汉末襄阳文化的辉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汉是襄阳文化发展的奠基时期,优渥和平及豪门贵族聚集的社会环境创造了襄阳文化中的一些基因,如风尚和隐逸,其中最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习家池和鹿门山,是那个年代留给今天的珍贵文化遗产,他们都与东汉光武帝时期的习郁相关。

襄阳豪族习氏显于习融,为两汉之际时人,《襄阳耆旧记》载其“有德行,不仕”。叶植教授认为习融之所以高尚不仕,不一定是其真实的个人主观意愿。首先,习融生不逢时,正处于西汉末至东汉初年的战乱年代,想出仕未必能仕,未必敢出仕。其次,从习融之子习郁随光武帝刘秀起兵、建功立业、官拜侍中等职来看,习融不仕一说恐难成立。但是汉魏时期以德行、人格和个性为标志的名士风范在襄阳习氏身上已露出邹形。

襄阳习氏在襄阳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是习郁。习郁,字文通,东汉初期时人,与光武帝刘秀关系密切。《襄阳耆旧记·山川》卷3,“鹿门山”条:“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犂邱,与武帝通梦,见苏岭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鹿门山为苏岭山。”习郁活跃于东汉初期的政治舞台上,其担任的官职有黄门侍郎、侍中、大鸿胪三说,皆为皇帝亲近之官职,按《襄阳耆旧记》记载,习郁以刘秀同乡的身份得以信任,侍从皇帝,与刘秀关系非常密切。先担任官秩只有六百石的黄门侍郎,后来升职为侍从皇帝左右的侍中,秩比两千石,接着升任大鸿胪卿,秩为中两千石。光武帝出巡黎邱时为侍中随侍在侧,也是习郁得以显名的一个契机。

王莽时期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局势中,南郡人秦丰起兵先后占有襄阳一带十二个县,成为地方一个强大的割据势力,也是刘秀统一进程中的重要打击对象。《后汉书·岑彭传》称:

是时南方尤乱,南郡人秦丰据黎丘自称楚黎王,略十有二县。……令彭率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邮,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帝怪以让彭,彭惧,于是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旦西击山都,乃缓所获虏,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从川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与诸将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彭,彭豫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追斩蔡宏。更封彭为舞阴侯。

秦丰相赵京举宜城降,拜为成汉将军,与彭共围丰于黎丘。……帝幸黎丘劳军,封彭吏士有功者百余人,彭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丰余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尽,帝以丰转弱,令朱佑代彭守之。

《后汉书·朱祐传》载:

(建武)四年,率破奸将军侯进、辅威将军耿植代征南大将军岑彭围秦丰于黎丘,破其将张康于蔡阳,斩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玺书招丰,丰出恶言不肯降,车驾引还,敕祐方略,佑尽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穷困,丰乃将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轞车传丰送洛阳,斩之。

岑彭、朱祐击灭秦丰,是刘秀全国统一战争中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之封赏功臣和随侍近臣,习郁被封为襄阳侯。然习郁被封为襄阳侯有不少可疑之处,或者为襄阳县下的乡侯、亭侯的可能性较大。《水经注·沔水中》载:

沔水又东南径蔡洲……又与襄阳湖水合……(襄阳湖水)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其水下入沔。沔水西又有孝子墓,其南有蔡瑁冢,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制作甚工。……沔水又东南径邑城北,习郁襄阳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沔水又东合洞口水,……(经)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

习郁的封地或就在习家池,习郁将其宅第和墓地都放在习家池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明。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都奠定了汉魏时期习氏在襄阳的政治地位,成为重要的地方豪族。

习郁一生在襄阳做了两件影响最为深远的事。其一,在苏岭山修建了一座纪念苏岭山神的祠宇,并因此苏岭山被改名鹿门山。乾隆《襄阳府志》卷4,山川“鹿门山”条称:

鹿门山,县东南三十里,舟行为六十里,旧名苏岭山。汉建武四年,帝幸黎丘,与侍中习郁俱梦见苏岭山神,帝因命郁立祠于山上。郁刻二鹿夹道口,竦峙如门,因名鹿门山。上有清泉茂林,映带左右。汉庞德公隐居山中,唐孟浩然、皮日休先后皆隐于是,有鹿门寺。……苏岭山在鹿门山北,仍名苏岭山,后汉朱祐擒秦丰于苏岭山,即此。

鹿门山正是因为先有这座声名显赫的神祠的建立,才有后来的汉末庞德公、唐孟浩然、庞蕴、皮日休在鹿门山的隐居,使之成为闻名古今的隐居圣地,常常还是隐居的精神象征和隐逸文化的代名词,晋以后成为佛教丛林,登临吟咏者不绝,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隐山、佛山与诗山,当代的著名风景名胜旅游区。习郁始建的苏岭山祠无疑是其文化源头,是鹿门山最早的纪念性建筑,也是中国文献记载中较早的祠宇建筑。

其二、仿越国大夫范蠡养鱼法修建了休闲式的私家园林习家池。

《襄阳耆旧记》“习家鱼池”条载:“襄阳岘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习家鱼池。汉侍中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中筑一钓台。郁将亡,敕其儿焕曰:‘我葬必近鱼池’焕为起冢池之北,去池四十步。”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三户人。任越国大夫,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功成身退,遁隐于定陶,从事商业贸易致富,称陶朱公。范蠡以功成名就、激流勇退、远见卓识闻名天下,是春秋时期的风云人物。范蠡及其养鱼法的独特之处,使习郁所建之习家池蕴含深厚的文化韵味和情趣,代表着上层社会人士功成名就的志得意满,激流勇退后悠然自得的休闲生活方式。西晋时期放达任诞、潇洒豪迈的山简来到襄阳后,疯狂地喜欢上习家池,每日在此饮至天黑,又使之成为放达高雅的酒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习家池与名士风范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代表着一种风尚,成为放达不羁、无心世事、落拓不群的文化象征。习家池进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私家园林,也是襄阳文化史上标志性的建筑。

习郁在襄阳做的两件事中,在苏岭山上建神祠,并因之改名为鹿门山,使之成为襄阳隐士文化的象征;在岘山建习家池,使之成为六朝时期名士风尚的一种表征,代表着放达不羁、无心事事、落拓不群的文化特征。鹿门山隐逸文化的建立,主要是由汉末刘表时期的庞德公完成的,而习家池名士风尚文化的构建,主要由习郁来完成,并由西晋时期的名士山简发扬光大。他们都是今天襄阳具有代表意义的历史文化景观。

(待续)

作者简介:

靳进,湖北文理学院汉江研究院襄阳及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讲师

研究方向:三国文化、历史地理、襄阳地方文化

单位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隆中路2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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