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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6-16 点击： 次 来源：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 作者：靳进 - 小 + 大
三、汉末襄阳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及特征和影响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董卓专政推毁了东汉王朝，中原地区陷入诸侯混战之中，无暇他顾。而南方，尤其是江东地区还没有兴起足以影响政局走向的势力，襄阳控扼南北的军事重镇地位还没有凸现。刘表任荆州刺史，将荆州治所迁至襄阳，利用襄阳豪族势力平定荆州，安抚流民，发展经济文化。刘表在保持荆州和平稳定的同时，又大大提高了襄阳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地位。他吸纳流寓荆州的士人，创办学校，研究学问，重新给东汉以来的经学研究注入了生命力，形成影响甚大的荆州学派，从而在中国的学术传承中，起到了从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襄阳已俨然是全国学术中心。刘表时期的襄阳是天下大乱时期的乐土，是襄阳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是时势给予襄阳展示自身魅力的绝佳机会。 (一)、刘表治荆州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汉宗室鲁恭王之后，东汉末年儒学名士。刘表受学于东汉名臣王畅，王畅出身于高平世代豪族，其父王龚曾任司空、太尉，为人恭慎，为政温和，所辟举者皆德高望重之士，痛恨宦官专权，为时人所敬重。王畅曾求学于名儒荀淑，尊其为师，“淑有高才，王畅、李膺皆以为师”，荀淑德行高尚，学问渊博，学术思想上不喜欢雕章琢句，注重实际的学识。王畅受其影响，为政注重惩治豪强，安靖地方，敬贤礼士，教化风俗，反对宦官专权，与李膺等同为党锢名士，是一位积极实践儒家社会的名儒。刘表受学于王畅，年少时学问就颇有精进。《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表受学于同郡王畅。畅为南阳太守，行过乎俭，表时年十七，进谏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畅答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且以矫俗也。’”刘表十七岁即能“孔圣之明训”进谏王畅，其经学上必已有相当高的造诣。刘表出身宗室，加上王畅弟子的经学名士身份，跻身于一流名士之列，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刘表与张俭、岑晊、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被称为“八及”，与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绪恭、刘祗、田林被誉为山阳郡“八顾”，“及”和“顾”都是当时天下名士相互标榜的称号者，“及”言其能导人追宗，“顾”言能以德行引人，即才学或德行足为世人楷模，这些都赋予刘表身上浓郁的儒生气质，如贾诩所言：“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决定了刘表非乱世之枭雄，而保境安民，施行教化，积极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是其为政的主要方向。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三月，长沙太守孙坚袭杀荆州刺史王睿，诏书以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初平三年十月为荆州牧)。刘表初上任时的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刘表单枪匹马赴荆州上任，借助襄阳地方豪强蒯越、蔡帽等的势力，在襄阳建立稳固的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平定荆州内乱，遂“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之后刘表的政治理念在荆州得以施行，他保境安民，发展经济，使荆州在军阀混战不堪的形势下，保持了和平安定，繁荣富庶。良好的和平环境和经济条件吸引了大量人口前来，仅关中一地“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北方的士人也纷纷也来到荆州寄寓，《后汉书·刘表传》云“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以千数”，刘表对这些人都安慰赈赡，一时之间荆州学者云集，俨然一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在此基础上，刘表兴办学校，推行文治，实施教化，以图达到儒家政治稳定，风俗淳美，文教粲然的政治理想。 (二)、荆州官学 刘表治理荆州，经过五六年的发展之后，在襄阳兴办官学，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逝世，前后十几年，成绩斐然，流寓荆州的王粲所撰之《荆州文学记官志》记述了荆州官学的发展历程。据《记官志》所载，荆州官学创办历程如下： 1、建立学校，设立学官，任命五业从事宋衷为专门管理学校事务的文学。 2、以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四方饱学之士来官学讲学。“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阖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包括宋衷、司马徽在内的众多名儒在官学授业，增强官学的师资力量，称“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 3、让荆州境内之官吏子弟入官学学习，包括童幼和武职官吏，形成全境内良好的学习氛围， “笃志好学，吏子弟、受䘵之徒，盖以千计”，“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荆州官学学生中，包括荆州官吏和士人，加上外来之学士，规模相当可观，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被认为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4、搜集书籍，编定章句。刘表组织博求典籍，外来之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而至，“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在此基础上，命宋衷、綦毋闿等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刘镇南碑》称“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划浮辞，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书籍汇集，撰定规范的《五经章句》，对于士人的学术交流、学生的学习提供极大的便利。删划浮辞，使经文回归原义，《记官志》言，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书》实纪言，而诂训庄昧；《诗》主言志，诂训周书；《礼》以立体据事，章条纤曲，执而后显；《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则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集中今古文的不同主张，以古文经的学术思想来统领五经，对诸子百家思想兼容并蓄，是荆州学术的一大特点，也是荆州学派活力之所在。 刘表兴办官学的目的在于实践儒家的社会教化，构建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上知所以临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听无悖，然后太阶平焉。夫文学也者，人伦之守，大教之本也”。荆州官学的兴盛，使这一目的取得了巨大成就，“诞启洪轨，敦崇圣绪。典坟既章，礼乐咸举。济济搢绅，盛兹阶宇。祁祁髦俊，亦集爰处。和化音畅，休徵时叙。品物宣育，百谷繁芜。勋格皇穹，声被四宇”。 荆州官学的兴盛，使得学士云集，图书丰富，社会生活安定，因此同时也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如颍容授徒千余人，诸葛亮与徐庶等人游学。官学以经学为主，私学的学习范围则不受限制，包括刑法、六略、百氏等，人才培养更加全面和实用，《记官志》称赞“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备矣”。荆州官学和私学相辅相成，给荆州学术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形成影响深远的荆州学派，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经世致用的人才。 (三)、荆州学派 荆州学术没有太学的经学强制和利禄诱惑，加之处在乱世，士人流动自由，学术取向各异，由此形成的学术氛围自由宽松。作为流行已久的学术主流，经学也是荆州学派诸人共同的学术背景。学风上呈现多元化，如一同游学的青年学人徐庶等人“务于精熟”，而诸葛亮“独观其大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其一，经师型（或学术型）。专心经学，开门授徒。如颍容、隗禧等。 其二，事功型（或俊杰型）。司马徽说“识时务在在乎俊杰”，王粲说“士之避难荆州者，皆海内俊杰”，就是指此类型，王说“皆”字略嫌夸张。不过，见诸记载的荆州学派人物，确以这一类型最多，如刘廙，王粲，诸葛亮，庞统，潘濬等等，他们学问驳杂，注重经世致用，经学之外，史学和子学尤其突出。这一类型所以在荆州尤多，除了本书开篇所述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外，还有一个原因，荆州尤其是襄阳本来就是南北要冲，选择荆州避难者本意就在待时而动，以图建功立业。 其三，隐逸型。无意事功，隐居避世，却洞察时事，如庞德公，司马徽。 在学术上，宋衷代表的荆州学术对魏晋之际的学术影响最大。宋衷，南阳章陵人，刘表任命他为荆州五业从事和文学，主管荆州学术和官学事务，是汉末荆州地区的大儒，《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论·二》称：“后世大儒张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为注解。”同书《广汉士女·五》：“王商字文表，广汉人也，博学多闻。……荆州牧刘表、大儒南阳宋仲子远慕其名，皆与交好。”可知刘表时宋衷已是著名的儒学大师，据《三国志》之《尹默传》《李譔传》及《潘濬传》载，从梓潼远来的尹默、李仁及武陵人潘濬都是宋衷的学生，另魏晋时期玄学的开创者之一的王肃也曾从宋衷读《太玄》。宋衷交游广阔，眼光高远，是以能在荆州官学开办后，能吸纳大批远方的人才，促进荆州学术的兴起，《荆州文学记官志》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阖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馀人”。宋衷既是荆州官学的首脑人物，也是荆州学派能兴起和形成的关键人物。后在曹操南征荆州时，随刘琮投降曹操，建安二十四年其子参与魏讽谋反案，宋衷受牵连伏诛。 宋衷作为荆州大儒，著述甚丰，除与綦毋闿合编《五经章句后定》外，还著有《周易注》、《世本注》、《太玄注》、《法言注》，另外宋衷之学生尹默尤精通《左传》，《晋书·律历志下》载“汉末，宋仲子集七历以考《春秋》，案其夏、周二历术数，皆与艺文志所记不同，故更名为真夏、真周历也”，宋衷可能也为《春秋左传》作过注解。从其著述中可知，宋衷之学问，通五经，然尤精于《周易》以及源于易学的《太玄》，所著之《周易注》和《太玄注》，在文本、训诂、象数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易学是魏晋玄学重要的理论和思想来源，王肃在宋衷《周易注》的基础上，重新注解，作创造性的发挥，开启了魏晋玄学之路。尽管受两汉经学的影响，宋衷的思想创造性不足，但仍可以认为宋衷之学是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 （待续）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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