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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时期襄阳文化变迁研究 (中)

时间:2020-06-16    点击: 次    来源: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    作者:靳进 - 小 + 大

三、汉末襄阳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及特征和影响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董卓专政推毁了东汉王朝,中原地区陷入诸侯混战之中,无暇他顾。而南方,尤其是江东地区还没有兴起足以影响政局走向的势力,襄阳控扼南北的军事重镇地位还没有凸现。刘表任荆州刺史,将荆州治所迁至襄阳,利用襄阳豪族势力平定荆州,安抚流民,发展经济文化。刘表在保持荆州和平稳定的同时,又大大提高了襄阳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地位。他吸纳流寓荆州的士人,创办学校,研究学问,重新给东汉以来的经学研究注入了生命力,形成影响甚大的荆州学派,从而在中国的学术传承中,起到了从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襄阳已俨然是全国学术中心。刘表时期的襄阳是天下大乱时期的乐土,是襄阳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是时势给予襄阳展示自身魅力的绝佳机会。


(一)、刘表治荆州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汉宗室鲁恭王之后,东汉末年儒学名士。刘表受学于东汉名臣王畅,王畅出身于高平世代豪族,其父王龚曾任司空、太尉,为人恭慎,为政温和,所辟举者皆德高望重之士,痛恨宦官专权,为时人所敬重。王畅曾求学于名儒荀淑,尊其为师,“淑有高才,王畅、李膺皆以为师”,荀淑德行高尚,学问渊博,学术思想上不喜欢雕章琢句,注重实际的学识。王畅受其影响,为政注重惩治豪强,安靖地方,敬贤礼士,教化风俗,反对宦官专权,与李膺等同为党锢名士,是一位积极实践儒家社会的名儒。刘表受学于王畅,年少时学问就颇有精进。《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表受学于同郡王畅。畅为南阳太守,行过乎俭,表时年十七,进谏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畅答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且以矫俗也。’”刘表十七岁即能“孔圣之明训”进谏王畅,其经学上必已有相当高的造诣。刘表出身宗室,加上王畅弟子的经学名士身份,跻身于一流名士之列,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刘表与张俭、岑晊、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被称为“八及”,与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绪恭、刘祗、田林被誉为山阳郡“八顾”,“及”和“顾”都是当时天下名士相互标榜的称号者,“及”言其能导人追宗,“顾”言能以德行引人,即才学或德行足为世人楷模,这些都赋予刘表身上浓郁的儒生气质,如贾诩所言:“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决定了刘表非乱世之枭雄,而保境安民,施行教化,积极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是其为政的主要方向。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三月,长沙太守孙坚袭杀荆州刺史王睿,诏书以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初平三年十月为荆州牧)。刘表初上任时的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刘表单枪匹马赴荆州上任,借助襄阳地方豪强蒯越、蔡帽等的势力,在襄阳建立稳固的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平定荆州内乱,遂“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之后刘表的政治理念在荆州得以施行,他保境安民,发展经济,使荆州在军阀混战不堪的形势下,保持了和平安定,繁荣富庶。良好的和平环境和经济条件吸引了大量人口前来,仅关中一地“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北方的士人也纷纷也来到荆州寄寓,《后汉书·刘表传》云“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以千数”,刘表对这些人都安慰赈赡,一时之间荆州学者云集,俨然一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在此基础上,刘表兴办学校,推行文治,实施教化,以图达到儒家政治稳定,风俗淳美,文教粲然的政治理想。


(二)、荆州官学

刘表治理荆州,经过五六年的发展之后,在襄阳兴办官学,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逝世,前后十几年,成绩斐然,流寓荆州的王粲所撰之《荆州文学记官志》记述了荆州官学的发展历程。据《记官志》所载,荆州官学创办历程如下:

1、建立学校,设立学官,任命五业从事宋衷为专门管理学校事务的文学。

2、以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四方饱学之士来官学讲学。“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阖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包括宋衷、司马徽在内的众多名儒在官学授业,增强官学的师资力量,称“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

3、让荆州境内之官吏子弟入官学学习,包括童幼和武职官吏,形成全境内良好的学习氛围, “笃志好学,吏子弟、受䘵之徒,盖以千计”,“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荆州官学学生中,包括荆州官吏和士人,加上外来之学士,规模相当可观,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被认为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4、搜集书籍,编定章句。刘表组织博求典籍,外来之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而至,“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在此基础上,命宋衷、綦毋闿等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刘镇南碑》称“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划浮辞,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书籍汇集,撰定规范的《五经章句》,对于士人的学术交流、学生的学习提供极大的便利。删划浮辞,使经文回归原义,《记官志》言,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书》实纪言,而诂训庄昧;《诗》主言志,诂训周书;《礼》以立体据事,章条纤曲,执而后显;《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则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集中今古文的不同主张,以古文经的学术思想来统领五经,对诸子百家思想兼容并蓄,是荆州学术的一大特点,也是荆州学派活力之所在。

刘表兴办官学的目的在于实践儒家的社会教化,构建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上知所以临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听无悖,然后太阶平焉。夫文学也者,人伦之守,大教之本也”。荆州官学的兴盛,使这一目的取得了巨大成就,“诞启洪轨,敦崇圣绪。典坟既章,礼乐咸举。济济搢绅,盛兹阶宇。祁祁髦俊,亦集爰处。和化音畅,休徵时叙。品物宣育,百谷繁芜。勋格皇穹,声被四宇”。

荆州官学的兴盛,使得学士云集,图书丰富,社会生活安定,因此同时也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如颍容授徒千余人,诸葛亮与徐庶等人游学。官学以经学为主,私学的学习范围则不受限制,包括刑法、六略、百氏等,人才培养更加全面和实用,《记官志》称赞“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备矣”。荆州官学和私学相辅相成,给荆州学术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形成影响深远的荆州学派,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经世致用的人才。


(三)、荆州学派

荆州学术没有太学的经学强制和利禄诱惑,加之处在乱世,士人流动自由,学术取向各异,由此形成的学术氛围自由宽松。作为流行已久的学术主流,经学也是荆州学派诸人共同的学术背景。学风上呈现多元化,如一同游学的青年学人徐庶等人“务于精熟”,而诸葛亮“独观其大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其一,经师型(或学术型)。专心经学,开门授徒。如颍容、隗禧等。

其二,事功型(或俊杰型)。司马徽说“识时务在在乎俊杰”,王粲说“士之避难荆州者,皆海内俊杰”,就是指此类型,王说“皆”字略嫌夸张。不过,见诸记载的荆州学派人物,确以这一类型最多,如刘廙,王粲,诸葛亮,庞统,潘濬等等,他们学问驳杂,注重经世致用,经学之外,史学和子学尤其突出。这一类型所以在荆州尤多,除了本书开篇所述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外,还有一个原因,荆州尤其是襄阳本来就是南北要冲,选择荆州避难者本意就在待时而动,以图建功立业。

其三,隐逸型。无意事功,隐居避世,却洞察时事,如庞德公,司马徽。

在学术上,宋衷代表的荆州学术对魏晋之际的学术影响最大。宋衷,南阳章陵人,刘表任命他为荆州五业从事和文学,主管荆州学术和官学事务,是汉末荆州地区的大儒,《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论·二》称:“后世大儒张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为注解。”同书《广汉士女·五》:“王商字文表,广汉人也,博学多闻。……荆州牧刘表、大儒南阳宋仲子远慕其名,皆与交好。”可知刘表时宋衷已是著名的儒学大师,据《三国志》之《尹默传》《李譔传》及《潘濬传》载,从梓潼远来的尹默、李仁及武陵人潘濬都是宋衷的学生,另魏晋时期玄学的开创者之一的王肃也曾从宋衷读《太玄》。宋衷交游广阔,眼光高远,是以能在荆州官学开办后,能吸纳大批远方的人才,促进荆州学术的兴起,《荆州文学记官志》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阖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馀人”。宋衷既是荆州官学的首脑人物,也是荆州学派能兴起和形成的关键人物。后在曹操南征荆州时,随刘琮投降曹操,建安二十四年其子参与魏讽谋反案,宋衷受牵连伏诛。

宋衷作为荆州大儒,著述甚丰,除与綦毋闿合编《五经章句后定》外,还著有《周易注》、《世本注》、《太玄注》、《法言注》,另外宋衷之学生尹默尤精通《左传》,《晋书·律历志下》载“汉末,宋仲子集七历以考《春秋》,案其夏、周二历术数,皆与艺文志所记不同,故更名为真夏、真周历也”,宋衷可能也为《春秋左传》作过注解。从其著述中可知,宋衷之学问,通五经,然尤精于《周易》以及源于易学的《太玄》,所著之《周易注》和《太玄注》,在文本、训诂、象数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易学是魏晋玄学重要的理论和思想来源,王肃在宋衷《周易注》的基础上,重新注解,作创造性的发挥,开启了魏晋玄学之路。尽管受两汉经学的影响,宋衷的思想创造性不足,但仍可以认为宋衷之学是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

(待续)


作者简介:

靳进,湖北文理学院汉江研究院襄阳及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讲师

研究方向:三国文化、历史地理、襄阳地方文化

单位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隆中路2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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