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时间：2020-06-16 点击： 次 来源：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 作者：靳进 - 小 + 大
| 在荆州学术及襄阳文化史较重要的主要人物还有司马徽、庞德公等： 1、司马徽 司马徽，字德操，颍川人，大约初平年间寓居襄阳。在荆州期间，与襄阳名士庞德公交好，教授学生，是荆州官学中重要的经师，据《三国志》之《庞统传》注引《襄阳记》、《向朗传》、《尹默传》、《李譔传》、《刘廙传》，襄阳庞统和向朗、梓潼尹默和李仁、南阳刘廙皆是其学生。《先主传》注引《襄阳记》，司马徽赏识诸葛亮、庞统，向刘备推荐了二人。在学术上，司马徽通古文经学，尤其擅长《春秋左传》，《三国志·尹默传》载：“从司马德操、宋衷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又通谶纬学，《三国志·孙晧传》注引《江表传》：“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在思想上，主张洞明世事，通达时务。《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载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庞统二人时，言“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说明他对不识时务，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儒生不屑一顾；为人方面，融入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三国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德操尝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明显表现出了追求放达不羁，不拘形迹的道家风骨；司马徽还精于人物品鉴，有识人之明，其人伦之学受到推崇，庞德公品题他为“水镜”，从其对诸葛亮、庞统的推崇品鉴来看，“水镜”之称名副其实。 2、庞德公 庞德公，襄阳人，居住在汉江之中的鱼梁洲上，躬耕隐居，德行高远，与北方名士司马徽过从密切，身边聚集了诸葛亮、庞统、徐庶等襄阳听青年才俊，形成一个以庞德公、司马徽为核心，谈论时局，吕评人物，有抱负、有政见的群体，而庞德公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庞德公之学术思想，与司马徽一样不屑于那些不通时务的儒生俗士，重识时务，能经世致用，围绕在他身边的诸葛亮、庞统、徐庶等人皆学问博杂，除了经学之外，也通兵家、法家及谋略之类的百家之学。 庞德公也擅长品鉴人物，品题司马徽为“水镜”，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三国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统，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庞德公独具慧眼发现庞统，学问和见识必有过人之处，也因此才能成为襄阳名士的领袖。 在人格修养上，庞德公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追求隐居避世，淡泊名利的生活，其影响更加深远。《后汉书·逸民传》载： 荆州刺史列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庞德公隐居山林，追求思想自由，不为功名所累的生活境界，成为一种精神遗风，也是后世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庞德公生活过的襄阳鱼梁洲、鹿门山、洄湖等地成了他们精神世界里的圣地。如： 李白诗《寄弄月溪吴山人》：“尝闻庞徳公，家住洄湖水。终身栖鹿门，不入襄阳市。” 杜甫诗《冬日有怀李白》：“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遣兴》：“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 孟浩然诗《鹿门山怀古》：“渐到鹿门山，山明翠微浅。……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 在唐代学人眼里，庞德公、鹿门山、洄湖已成了一种表征隐逸、思想自由、远离红尘俗世的文化符号，寄托着他们的思想情怀。 (四)、荆州官学的影响 荆州官学聚集了大量的人才，王粲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这些人才日后分流到魏、蜀、吴三国，在政治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蜀国的建立，与荆州官学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蜀汉立国的基础。 首先，刘备继承了荆州官学创建者刘表的主要政治遗产。刘备早年在北方奔波忙碌，却一事无成，只能寄人篱下以求生存。曹操打败袁绍后，刘备在北方无立足之处，只能南投刘表。刘表善待刘备，使其逐渐聚集起属于自己的核心力量，“先主遣麋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表去逝，其子刘琮降曹，刘备扛起了抗曹的大旗，过襄阳辞别刘表墓后，不甘于降曹的荆州士人纷纷归附刘备，把其当作刘表事业的继承者，“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这些力量成了刘备抗曹及以后入川建立蜀汉的依靠。同时，借助继承刘表政治遗产的优势，理直气壮地占据荆州之一部作为根据地，北抗曹操，东拒孙权，伺机入川并刘璋，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基础。 其次，刘备招纳了荆州官学的杰出学生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或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随叔父诸葛玄入荆州依附刘表。诸葛亮十五岁或十六岁来荆州，居住在襄阳隆中，在襄阳的学业堂学习，与徐庶、孟公威等北来士人一起游学，增长见识和阅历。诸葛亮在教育上受家学渊源和荆州学术的双重影响，经世致用、儒法并用是其思想学术的主要构成，读书不咬文嚼字、“独观其大略”是其学风的体现。诸葛亮所学囊括了经学、史学、人伦鉴识以及道家、兵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学，既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又是一位才具非凡、经世致用型的人才，晋人傅玄称赞曰：“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三国志·诸葛亮传》言诸葛亮为人“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乐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诸葛亮想一身而兼二任，揭示出诸葛亮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意识到身处乱世，非文、武兼资不能平天下。同时，他内心里也渴望着遇到如齐桓公、燕昭王之类的知遇之主，能尽其所能，展其所长，实现其富民强国，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刘备有枭雄之姿，但早期在北方始终寄人篱下，一无所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身边缺乏高明的谋士，无政治管理人才和杰出的谋略家。投靠刘表后，荆州丰富的人才储备为其弥补缺憾提供了可能。经过司马徽和徐庶等人的推荐，刘备知晓了诸葛亮，尔后三顾茅庐邀其出山相助，被诚意打动的诸葛亮应允了刘备的请求。诸葛亮出山后，在蜀汉建立过程中，至少起到了以下重要作用： 1、出山之始，在《隆中对》中，为刘备谋划了占荆州、并益州以三分天下，然后两路北伐以取中原的战略。虽然最后没有完全成功，但刘备按此谋划实现了占领益州以三分天下的目标。 2、制定了联吴抗曹的战略，并为此成功出使孙吴，使孙刘联军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 3、刘备入川时为之留守荆州，出征汉中时镇守成都，并提供后勤支持，足食足兵，使刘备无后顾之忧。 5、诸葛亮用法治蜀，改变刘璋时统治秩序混乱不堪的状况，构建蜀地本土人、东州人和新来的荆州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新秩序，使蜀地社会和平稳定。而且尽量弥合荆州人士与本地人士宰的关系，巩固刘备的统治。如有人告法正擅杀报复，应当被惩罚，而诸葛亮为其辩解。 以上皆是蜀汉建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哪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将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诸葛亮是其中每一个环节的关键性人物。 其他随刘备入蜀的荆州官学人才还有庞统、伊籍、向朗、杨顒、马良、马谡、霍峻、杨仪、尹默、李仁等人，在蜀汉的政治结构中，是入蜀荆州人群的代表，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庞统在学识和才华方面仅次于诸葛亮，在经学、道学、谋略、人物品鉴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思想学术上强调经世致用，崇尚事功，在刘备入川行动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庞统比诸葛亮表现得更为活跃和主动，最后死在围攻雒县的战役中，其贡献和作用都非常突出。 在荆州官学的学人才子中，除了刘表及入蜀的诸葛亮、庞统、马良、尹默等人之外，还有大量留荆及流入魏、吴的士人，此不赘述。 四、曹魏时期政治、军事地位的崛起以及文化地位的衰退 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征乌桓还，秋七月就南征，而且采取荀彧的计策：“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 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快速进攻荆州，刘表病死，刘琮被迫投降，刘备南逃，襄阳从此落入曹操之手，成为曹魏南部边境的最重要防御支撑点，死死锁住荆州北向的通道。至此齐聚襄阳的各种人才在战乱中各奔东西，大部分要么北归曹操，要么随刘备入川，辉煌的襄阳文化一朝瓦解。 赤壁之战后，襄阳的得失成为诸葛亮《隆中对》战略规划能否继续执行的关键。关羽北攻襄阳、樊城，水淹七军，但最终功败垂成，败走麦城。此后曹魏牢牢的控制住了襄阳，南部荆州为孙吴所有，解除了上游对其威胁的担心，而蜀汉退至永安以西，三国鼎立的局面就此稳定下来。《隆中对》战略计划也只实行了一半之后，就中途流产了。之后，襄阳成为曹魏和西晋与孙吴对峙军事重镇和前线指挥中枢。魏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死，孙权乘机进击魏江夏郡，另遣诸葛瑾、张霸攻击襄阳；魏青龙二年（234年），为响应诸葛亮大军伐魏，孙权率大军攻击合肥，遣陆逊、诸葛瑾进击襄阳；吴嘉禾六年（237年）、赤乌四年（241年），朱然率吴军多次进攻襄、樊等地。在这种形势下，襄阳的军事地位不断抬升，政治和文化功能弱化，逐渐变成一个军事要塞。 至羊祜镇襄阳时，才着手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他开办学校，安排军人屯田，裁减边境守军，与吴军统师陆抗增修德信，减少边境军事冲突。羊祜镇襄阳时施行的善政不仅造福于荆州百姓，还使双方力量对比逐渐有利于西晋，最终使晋朝具备了统一全国的条件。羊祜主政襄阳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了岘山、羊祜山、堕泪碑、羊杜祠等历史遗迹，也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世文化的表征，也感动了后世众多的文人骚客，如： 李白《襄阳曲》： 岘山临汉江，水渌沙如雪。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 孟浩然《春初汉中漾舟》： 羊公岘山下，神女汉皋曲。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緑。 江东孙吴崛起后，政治和军事上的南北对立，襄阳成为左右三国及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最重要军事要冲，失去了汉末刘表时期独立于各方势力之外的环境，襄阳也没有了聚集人才的条件，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成了襄阳最重要的名片。刘表时期建立的教育和学术环境从此被破坏，文化地位急剧衰落。至此之后，只要战乱四起，襄阳就成了名臣将相的表演舞台，追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社会理想才是此时襄阳文化的主题。孙吴的崛起和三国鼎立局势的形成改变了襄阳文化发展的走向，同时为襄阳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 五、小结：汉魏时期襄阳文化兴衰变化的进程和特点 首先，汉晋时期是襄阳文化重塑和发展的最重要阶段，奠定了白起水淹鄢郢之后襄阳文化发展的基础。研究汉晋时期襄阳文化的变迁，首先能更好地厘清襄阳文化发展的源流。三国文化是襄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襄阳三国文化是汉代以来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尤其是刘秀建立东汉以后襄阳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加快了这种步伐。刘表时期荆州学派形成的重要基础是南阳儒学与外来学术融合发展的结果。 其次，由于有良好的发展经济的条件，以及重要的交通地位，如果襄阳能保持安定，就能容易地聚集人口，发展经济文化。但是正因为军事和交通地位重要，襄阳在国家混乱时不容易保持安定和独立，易受外部政治和军事局势的影响。尤其是江东孙吴崛起后，形成政治军事上南北对峙局面后，襄阳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环境消失，在国家混乱时不可能保持和平稳定。曹操一入襄阳，西汉以来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成果一朝散尽，只剩下铁马金戈。 第三，外来文化对襄阳文化的发展影响重大。舂陵侯刘仁徙居白水、刘表治荆州、诸葛亮躬耕隆中、曹操入襄阳、羊祜和杜预守襄阳等这些事件都深刻地影响了襄阳文化的发展轨迹。 第四，襄阳文化最重要的特征都是在汉魏时期形成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达，是名士风流引领社会风尚的时候，习郁、山简和习家池就成了这种风尚的代表；在汉末社会动荡，不参与社会纷争，寻求自我人生归宿的隐逸文化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风尚，庞德公和鹿门山就成了襄阳隐逸文化的源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自我价值，尤其是在乱世中更显示出这种价值的重要性，诸葛亮和羊祜正是这样的代表，诸葛亮在隆中修身和齐家，岘山和坠泪碑代表着羊祜的治国和平天下，隆中和岘山表征着儒家的入世文化。习家池、鹿门山、岘山、隆中是后代文学歌颂的襄阳最重要文化遗存，也表征着襄阳文化的基本特征。 今天，我们研究汉魏之际襄阳文化的变迁，能更好的解读这些文化遗存的历史内涵，以及他们在现代襄阳文化建设中的意义。 作者简介： 靳进，湖北文理学院汉江研究院襄阳及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讲师 研究方向：三国文化、历史地理、襄阳地方文化 单位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隆中路296号 |
上一篇：汉魏时期襄阳文化变迁研究 （中）
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铁佛寺路57号原电大院内
电话：0710-3536856 18186266472
邮箱：12891978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