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研究资讯》第八期

对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若干问题的思考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中央的重要决策，目前开展情况如何？2020年下半年，我们课题组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在襄阳市的几个县（市）区开展了调研。调查了解到，襄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绩和经验，在全市确定了“3456”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架构，县、乡（镇）、村都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组织，都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保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更加成熟，其它县（市）区都在行动，有快有慢。活动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来研究和讨论。下面是我们调查后就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本身的一些思考（原调查报告两万多字，这里省略了襄阳市的情况，缩减了分析和建议的内容），供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1、数字化信息平台能否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些县（市）为了帮助志愿者找到志愿服务项目，帮助志愿对象找到志愿帮扶者，政府拨出上百万的款项建设文明实践中心信息平台，可以直观地看到看到志愿活动的需求和供给。这一平台一直延伸到乡镇（办事处）和村组（社区）。这是一个庞大的信息工程，极大地满足了设计者对设计功能的愿望。但是，如果细致考查就会发现，这个信息平台并不能有效地完成设计者的设计功能，因为需求方信息的采集是采集人的个人行为，是否有需求，没有评价标准；供给方信息采集是个人“自愿”的，有没有供给资格条件也缺乏客观评估；只有中间信息交换是自动生成的，但是这个信息的生成是在“双盲”（不能掌握供需双方信息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样，实际上还是人为地操作。总体上看，信息交换的结果既增加了交易成本，也助长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最后并没有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或帕累托最优，或是更优，或哪怕是“次优”。所以，我们说，建立信息平台也不一定能解决志愿服务中的供需矛盾问题。

2、交易成本的增加是否划算？交易成本就是从事文明实践活动的设计、策划、组织、管理、协调、信息收集、营运、监督的组织和个人以及环境设置等所付出的成本费用。这些费用平时不被人发现，常常隐藏在文明实践活动的各项设置和工作中，它的症候就是志愿者心甘情愿地忙碌着各种事务。新增加的交易成本最后由社会多方面的财富来支付和平摊，无情地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一个三到五名管理者的社区，现在可以招募50多名社区内党员。可见就人力成本这一项就是巨大的。交易成本的增加必然会削减社会财富和个人的幸福指数。

3、要不要考虑行政效益？政府工作或公共事务一个最大的认识缺陷是，只考虑公平而不考虑成本和收益。调查中，一说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绩，各地都是说他们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资金、时间，等等，就是不说收益如何。但有没有想过，这些都是投入的资源，都是开展这项工作的成本，而不是产出，不是收益，是社会财富的减项而不是增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是一项久远的事业，如果我们只讲投入而不讲效益，那么，这项事业最终还是会侵蚀社会公平正义，影响社会秩序，也不会有预期的良好结果；它可能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热闹一阵之后就会销声匿迹。

4、无偿的志愿服务能否持久？一般认为，志愿服务是指在不求回报的情况下，为改善社会，促进社会进步而自愿付出个人的时间及精力所作出的服务工作。参与调研座谈会的同志普遍有这种担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志愿者服务的动力从何而来？能否持久？各地实行的“群众点单、中心制单、层层派单、志愿者接单”服务模式，貌似很严密的工作系统，但是，每一个环节的动力从哪里来？好像大家都不去考虑。

5、需不需要增加财政经费和人员编制？我们在调查中，许多基层工作人员都说，要开展工作，财政支持是必须的，因为工作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钱。他们说：“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钱”。目前各基层单位都在争取人员编制，有些县（市）编制已经到位，由8、9人到10多人不等，政府全额发放工资和工作经费。这样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政府的扩张。一般来讲，政府部门的扩张包括两个方面，政府部门组成人员的增加和政府部门支出水平的增长。在政府部门里，不是人多好办事，而是人多了事就不好办，正所谓“一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为了政绩，就会没事找事；为了免于责任，就会相互推诿，最后就会误入“帕金森定理”的怪圈：人越多，管理层级越多，管理成本越高，效率反而下降。

6、工作期间参与志愿服务是不是志愿行为？座谈会中有人提出，参加志愿服务的人都去从事同样的志愿活动，而且这些人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在正常上班的时间内去做“志愿者”，这算不算是“志愿服务”行为？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可以长期在志愿服务岗位上上班，那么说明他原来的那个工作岗位就不需要人，这符合以岗定责、以责定人的原则的；如果志愿服务岗位不需要长期“在岗”，那么说明这项看似光荣的工作却是多余的，是老百姓、是社会不需要的。再者，这个志愿服务的岗位以前有没有人？新来的志愿者是顶替了原来的人，还是增加了人？有课题组成员在参加文明安全交通岗的时候，看见原来在这个岗位上安排的有交警值守的，由于现在有了志愿者，交警就到警务平台“吹空调”去了。看到这种情况，作者顿时感到，不知道自己是多余的，还是交警或协警是多余的。

7、志愿服务不专业怎么办？志愿服务活动很多都需要专业知识的，比如安全交通岗的执勤、医疗卫生的服务、文化服务、科技服务，等等，都需要专业人士参与。然而，大量实际从事这些工作的志愿者都不是专业人员。这使得即使志愿者有好的意愿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而真正有专业的人员却又不愿意参加志愿者服务，或许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参与志愿者服务，比如基层医务人员。再者，工作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出了事故谁负责任？责任主体不明。

我们上面论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深层的困惑、困境，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的深层结构，涉及到我们的工作制度、习惯乃至文化，是不能用几个简单的办法就能解决的。因此，我们只能试图针对存在的主要制度问题，提出制度上的方向性的建议，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政策设计。

1、还是由文明创建部门来管理。行政学原理告诉我们，把相同的政务职能交给一个机构来运作，行政效率最好；而如果某一个方面的政务职能，交给不同的政府部门去运作，结果很可能因重复执法造成相互推诿，或者因相互争抢而扯皮。调查组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是应该交由各级文明委或文明办来管理。本来文明委的组成人员就有当地的党政一把手任主要负责人，由这个领导机构来协调党政各部门是符合行政原则的。现在如果放弃文明委而再成立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势必造成机构重叠，职能重设，职责不分。

2、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成本。针对交易成本过高，要用“奥康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剃”去多余的、无效的、繁琐的程序和投入。所有活动都要注意投入与效益的关系，不能片面地强调政治效益而忽略掉经济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的活动，政治效益也是不牢固的，短暂的，表面上的。要引入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而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的供给往往是没有竞争的；要通过奖励来降低成本。政府部门的活动要计成本，要防止政府部门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超出社会财富最优分配时所需要的数量，遏制社会资源的浪费；要改善监督信息，政府所有的资源都要在群众和媒体的公开监督下分配，杜绝资源分配不公和资源垄断。

3、要充分发挥社会自治的作用。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指出：“一个好政府最需要关切的应当是使人民逐渐养成不需要政府也能自我治理的习惯”。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政府全力推动文明实践，这使得家庭和个人的功能和动力退居到次要位置。在问卷“文明实践活动你首选是家庭还是政府”一栏的问题中，79%选择家庭。这也说明，民众对文明社会养成的期待主要是家庭而不是政府，是社会组织而不是政治组织。为什么我们要把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寄希望于社会组织而不在政府组织呢？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通过对学校教育、公路建筑或卫生设备设置统一的标准，中央政府能无疑地改进很多地区，甚至平均说来所有地区的工作水平。但是在上述过程中，政府会用停滞代替进步；它会以统一的平庸状态来代替使明天的后进超过今天的中游的那个试验所必须的多样性。”就是说，政府拿钱是可以让一些地区、一些人先文明起来，但是，这种文明是短暂的，其长远的代价是整体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平庸。要懂得，文明是进化的理性主义，是社会演进的结果，不是建构的唯理主义，不是政府一下子就能推动成功的。要坚持真正的自愿原则，要发现民间文明的亮点，发挥社会组织的调节促进作用。

4、城里文化人要多到农村去指导文明活动。文明起源于城市，是从城市向农村扩展、演进的。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认为，我们发现在城墙之外的是“野蛮人”，城墙之内的则是“文雅的”人。他说：“一个人只有在城市里才能以一种文明的方式‘公开地’演讲，而不是叽叽咕咕说着粗鲁没有见识的话。再有，内地的农耕地区是城市的基础。因此，在最初的几千年里，在文明的城邦中，农村与城市携手并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农村盼望城市里的明白人、文化人、领导人能多到乡下去进行指导。调查中，基层干部普遍反映，现在的工作不知方向，市一级又没有对口领导机关和常设机构，请示、回报工作不知道该到哪里，许多不懂的、无法开展的事情只能等着上级明示。上级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指导力度,选派骨干力量经常性、定期地到乡下予以指导,帮助其把准脉,开拓视野,尤其是加强理论宣讲、红色平台宣讲成员的教育培训。同时,提高系统运作的开放程度和联动机制,强化“中心、站、所 ”的参与、协同与链接，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本课题组（执笔人陈仁铭）

报送：市四大家领导，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县（市）区委宣传部长，市直相关部门和单位

发：会长、副会长、正副秘书长、专委会正副主任

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秘书处        

2021年4月26日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