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地理角度看襄阳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及启示（二）

二、江山留胜迹：襄阳历史文化地理分析

诚然，在襄阳近3000年的建城史中，襄阳没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却几番成为中华文化“重心”。“从筚路蓝缕、一鸣惊人的荆楚文化，到群雄并起智谋天下的三国文化，从群贤汇集风华灿烂的六朝文化，到盛世都会诗书风流的唐宋文化，从金戈铁马烽烟叠起的宋元文化，到南城北市商贾云集的明清文化，襄阳从未缺席，从学术至艺术，从诗歌至商贸，代代均有独擅胜场之处，其汇聚文化的类型之众、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远，在湖北首屈一指，在中国也历历可数，堪称人文渊薮”。整体考察，襄阳文化又以荆楚时期、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北宋时期最为鼎盛，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这与襄阳本身所提供的地理舞台息息相关，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地理动因。

（一）先秦时期：荆楚文化立足襄阳而发祥光大。荆楚八百年，在襄五百年。楚国本是周国南土边境的小国，自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于丹阳（南漳保康一带荆山谷地），到定都于鄢郢（今襄阳宜城），襄阳见证了楚人从筚路蓝缕到一鸣惊人的华丽转变，见识了楚人敢为人先、问鼎中原的开拓精神，正是立足襄阳优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禀赋，楚国才能灭邓伐罗，蚕食“汉水诸姬”，“蛮夷皆率服”，成为定都郢都、问鼎中原、抗衡秦晋齐越的南方强国。可以说，襄阳地区是楚国立族、建国、称霸的根基，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核心区。迄今襄阳仍保留着丰厚的楚文化遗产，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于此交汇，卞和献玉、宋玉作赋、伍子胥复仇等经典故事耳熟能详，穿天节、包茅酒、牵勾戏、端公舞等楚风楚俗至今流传，宜城楚皇城、枣阳九连墩楚墓、邓国故城遗址、南漳古山寨留存至今，无不向世人昭示着雄楚煌煌基业。

（二）三国六朝：八方群贤汇聚襄阳而成文化绿洲。这一时期虽然是分裂、对峙、动荡的时代，但襄阳却因为东汉“帝乡”的政治底蕴，和靠近关中、洛阳等政治核心区的地缘优势，成为各方精英人物竞相奔赴的乐土，在世家、学术、艺术、宗教、建筑等领域都奠定了全国性地位。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龙飞白水，起于南阳郡蔡阳县舂陵乡（今襄阳枣阳），光复汉室，开启“光武中兴”治世，成为“最会读书、最会用人、最善打仗（毛泽东语）”的一代明君，襄阳地区也由此成为“帝乡”，在政治、经济、文化、世族各方面拥有特殊地位。追随刘秀的襄阳候习郁在岘山引清泉、起钓台，构筑了中国最早的私家园林——习家池，成就“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据《襄阳耆旧记》《水经注》等书记载，东汉末年，襄阳至宜城之间成为蔡氏、蒯氏、庞氏、习氏等世家大族聚集之地，曾形成“四郡守、七都尉、二卿、两侍中”的“冠盖里”盛景。

三国时期，荆州牧刘表鉴于襄阳重要的政治地位和优越的地理区位，将荆州治所由汉寿迁至襄阳，襄阳一跃成为全国高级政区的首府。刘表治荆州“从容自保”“安民养士”，成为乱世中一片文化绿洲，北士南下首选襄阳，洛阳太学“南迁”襄阳，荆州学派在此创建，襄阳取代洛阳成为全国性的学术中心，荆州学派的诸多成员后来成为魏蜀吴三国的骨干，其中又以诸葛亮最为知名，对后世政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诸葛亮自山东临沂辗转到襄阳隆中隐居十年，在襄阳优渥的文化环境中成长成才，经刘备三顾茅庐，卧龙出山，三分天下。而后羊祜、杜预先后镇守襄阳，献策灭吴，三国归晋。三国可谓“始于襄阳、终于襄阳”，《三国演义》120回中有32回发生于襄阳。襄阳不仅成为全国性学术中心，也因高士荟集，而成为影响全国政局的战略策源地。

这一时期，襄阳良好的资源环境，多元的文化氛围，吸引一大批文化精英会聚襄阳，成就一幕幕中国文化经典篇章。山简临习池醉酒，成就“高阳池”的美名;王粲登楼而作赋，成就“仲宣楼”的盛名;羊祜遗爱留岘山，成就“堕泪碑”的传奇;昭明太子纂《文选》，成就“昭明台”的文名;“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一为大儒先师，一为大德高僧，聚首襄阳，习凿齿临池著史，《汉晋春秋》开创千古不易的正统论，《襄阳耆旧记》著就中国第一部地方人物志；释道安驻锡襄阳15年，为中国佛教统一释姓，刊定僧制，成为“佛教中国化第一人”，二子互相唱和，相互引重，堪称一时瑜亮，成为乱世中最耀眼的文化双子星。

（三）盛唐北宋：盛世都会诗书两襄阳风流天下。唐宋时期，襄阳作为唐山南道、山南东道、宋京西南路的治所所在地，是江汉间“一都之会”，唐时是全国五个人口超过10万户的治所之一，史学家严耕望评价襄阳中古繁华犹“先秦之邯郸、明清之秦淮”。唐宋时期，襄阳也是北方政治中心（长安、洛阳、开封）联络江南的中枢，《唐会要》载：“从上都（长安）至汴州（开封）为大驿路，从上都至荆南为次驿路”，说明长安——商州——南阳（邓州）——襄阳的荆襄道一线为全国第二重要道路，成为财赋转运、商贸往来、文人游历的必经之道。“一都之会”的繁华与“水陆要冲”的繁盛，共同成就了襄阳文化在唐宋时期的绽放。

其中最闪亮的文化是以“诗书两襄阳”为代表的诗歌文化、书画文化。孟浩然徜徉于岘山汉水间，“山水歌形胜，襄阳美会稽”，开创中国田园诗派。杜审言、李白、杜甫、王维、张继、皮日休、白居易、欧阳修、范仲淹、三苏等大家纷至沓来，共同托起襄阳这片诗歌高地，据统计，流传最广的《唐诗三百首》涉及襄阳的有27首，流传至今歌颂襄阳的诗词有2500多首。书画艺术方面，襄阳米芾集书法家、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书风精妙俊迈，诸体皆精，《蜀素帖》《多景楼诗帖》《研山铭》等名作备受推崇，行书开创了王羲之之后又一高峰，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米芾在画道上独创“米氏云山”之法，引得后世争相效仿。迄今仍位于岘山山麓的《李曾伯记功铭》是湖北唯一书刻上乘、保持完好的大型摩崖石刻，浓厚的书画底蕴也让襄阳跻身中国十大书法名城之列。

以上所襄阳文化的三个鼎盛时期，均与襄阳的历史地理区位密切相关。在全国政治中心区位于黄河流域一线时，襄阳凭借与中心区地缘相近的区位优势，南船北马七省通衢的交通优势，以及自身的良好禀赋和安定环境，吸引大批人才，蕴育诸多英才，文风鼎盛，风流天下。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中国政治的中心区域也从此脱离了长安--洛阳--开封一线，首都区位从“东西徘徊”变为“南北往复”（杭州、南京、北京），襄阳靠近政治中心区的地缘优势不复存在，襄阳从全国中心城市降为区域性、地方性中心城市，这也直接导致襄阳文化在全国文化地位的下降。虽然在明清时期，由于汉江水运、万里茶道等方面原因，樊城、老河口的会馆众多，商贸文化十分发达，但总体看也是限于区域性节点性影响，全国类似的商贸城镇众多，与前三个时期的全国性影响不可同日而语。